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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沟渠里的行李箱（第3页）

“她第三次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迷彩大衣，腿上还套着一对黑色的护膝。”王师傅说，“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现在天这么冷，戴护膝骑车暖和’，她笑了笑，没说话。你们通告里说死者穿迷彩大衣，还有黑色护膝，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王师傅的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这几个特征（双眼皮手术痕迹、K字形金色耳钉、迷彩大衣、黑色护膝）完全符合死者的体貌特征和现场物证，这个女顾客很可能就是死者！

“您能确定她是12月17号上午来的吗？她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民警问。

“确定，17号上午10点左右来的，10点15分左右离开的。”王师傅说，“她离开的时候，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我给她做的印章半成品——因为印章需要晾干，我让她下午3点来取，她答应了。可到了下午4点多，她还没来，我就给她打电话，结果打不通；我之前加过她的微信，就给她发微信，过了几分钟，她微信回了一条语音，但不是她的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说‘好的，马上过去’。可我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取印章，直到现在，那个印章还在我店里呢！”

“男人的声音？”民警们立刻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您还记得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比如年龄、口音？”

“声音有点低沉，听起来大概三十多岁，有本地口音，但又不是纯银川口音，像是周边旗县的。”王师傅回忆说，“当时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是个男人回复，现在想想，可能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挂了王师傅的电话后，民警们立刻赶到了他的打印店。王师傅拿出了那个女顾客的名片样本和没取走的印章——印章上刻着“银川市XX旅馆（暂定名）”，还有一个名字：贾玉芳。

“这是她当时提供的名字，说印章上要刻这个。”王师傅说。

民警们还调取了打印店的监控录像——打印店的监控安装在柜台上方，能清楚拍到店内的情况。12月17号上午10点03分，一个女人走进了打印店，她戴着黑色大框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黑色护膝，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正是王师傅说的那个女顾客。监控里能看到她和王师傅交流的画面，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看到她指着名片样本，似乎在确认内容。10点15分，她拿着塑料袋离开了打印店，走出了监控范围。

“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死者！”带头的民警看着监控，肯定地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死者的名字——贾玉芳！接下来，就是确定她的身份，找到她的家人，还有那个回复微信的男人！”

警方根据王师傅提供的“贾玉芳”这个名字，以及“要开旅馆”“可能来自周边旗县”的线索，开始在全国户籍系统里进行排查。他们筛选出了所有名叫“贾玉芳”、年龄在35-45岁之间、来自宁夏周边地区（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甘肃庆阳、平凉等）的人员，一共找到了12个符合条件的“贾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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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们逐一核实这12个人的信息，排除了11个——其中有5个已经去世，3个年龄不符（实际年龄超过50岁），2个一直在本地生活，没有来银川的记录，1个是男性（重名）。最后剩下的一个，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今年38岁，离婚，之前在鄂托克旗开了一家小卖部，半年前把小卖部转让了，之后去向不明。

“这个贾玉芳的情况，和王师傅说的‘要开旅馆’很吻合——转让小卖部，可能就是为了凑钱开旅馆。”民警们觉得这个贾玉芳的嫌疑最大。他们立刻联系了鄂托克旗公安局，请求协助调查。

鄂托克旗公安局很快回复：这个贾玉芳确实在半年前转让了小卖部，她的父母还在鄂托克旗生活。12月15号那天，贾玉芳跟父母说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家人，她的父母还以为她在银川忙，没太在意，直到警方联系他们，才知道女儿可能出事了。

12月26号上午，银川警方的侦查人员驱车前往鄂托克旗——两地相距800多公里，冬天的高速路有点滑，他们开了10个多小时，才到达鄂托克旗。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贾玉芳的父母。

贾玉芳的父母都是农民，年纪快70了，身体不太好。当民警告诉他们“贾玉芳可能遇害”的消息时，老两口一下子就懵了，贾玉芳的母亲当场就哭晕过去，被民警及时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醒来后，她拉着民警的手，哽咽着说：“我女儿怎么会出事啊……她去银川开旅馆，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啊……”

民警们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安慰老两口，然后采集了他们的DNA样本——需要通过DNA比对，确认死者就是贾玉芳。

12月27号，DNA比对结果出来了：死者的DNA与贾玉芳父母的DNA完全吻合！警方终于确定，死者就是来自内蒙古鄂托克旗的贾玉芳！

根据贾玉芳父母的回忆，贾玉芳离婚后，一个人开小卖部，很辛苦，但很能干，攒了一些钱。半年前，她跟父母说“银川游客多，开小旅馆能赚钱”，就把小卖部转让了，凑了十几万，准备去银川开旅馆。她之前已经去银川考察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住小旅馆，因为小旅馆便宜，而且离批发市场近（方便采购旅馆用品）。12月15号那天，她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采购清单，跟父母说“这次去银川要采购床品、洗漱用品这些，大概一周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打过电话——父母以为她忙，没敢打扰她，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她之前去银川，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什么人？比如朋友、合作伙伴之类的？”民警问。

贾玉芳的母亲想了想，摇了摇头：“她没怎么提过，只说认识了一个‘李哥’，有时候会跟她一起讨论开旅馆的事。我们问她‘李哥’是谁，她也没多说，只说是在广场舞上认识的。”

“李哥？”民警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她性格比较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很少跟我们说她的事。”贾玉芳的父亲叹了口气，眼里满是心疼。

确定了死者是贾玉芳后，警方的调查方向更加明确了：首先，找到贾玉芳在银川住过的小旅馆（根据现场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她肯定住过小旅馆），那里很可能就是第一现场；其次，找到那个“李哥”，他很可能就是王师傅提到的“回复微信的男人”，也是本案的关键嫌疑人。

警方决定以两个地点为中心，排查周边的小旅馆：一个是贾玉芳去过的打印店（老城区的巷子），另一个是抛尸现场（丽景街绿化带）。他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排查一个区域，一家一家地走访小旅馆，查看住宿登记，调取监控录像。

银川的小旅馆很多，尤其是在北门汽车站、火车站附近，几乎每条巷子里都有几家。民警们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一家一家地跑，有时候遇到不配合的旅馆老板，还要耐心解释半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28号下午，一个侦查小组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如家小旅馆”（并非连锁酒店，只是名字相似）有了发现。这家旅馆的老板姓刘，50多岁，看到民警出示的贾玉芳的照片（根据监控截图和家人描述制作的）后，立刻说：“我见过这个女人！大概在12月15号下午，她和一个男人一起来住过店！”

民警们立刻来了精神：“您能详细说说吗？他们住了几天？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15号下午4点多来的，住到17号下午。”刘老板回忆说，“那个女人戴着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护膝，跟照片上一样。跟她一起来的男人大概30多岁，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外套，留着短发，说话有点鄂托克旗的口音。他们要了一个单间，登记的时候，是那个男人用身份证登记的，名字好像叫‘李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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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光？”民警们心里一动——贾玉芳的母亲提到的“李哥”，会不会就是这个李义光？

“您这里有监控吗？能调给我们看看吗？”民警问。

“有，大厅和二楼走廊都有监控。”刘老板说。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旅馆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不算清晰，但能清楚看到贾玉芳和李义光的身影：

12月15号下午16点19分，贾玉芳走进旅馆大厅，刘老板在柜台后面。贾玉芳走到柜台前，问：“有没有单间？多少钱一晚？”刘老板说：“80块，有热水，能看电视。”贾玉芳砍了砍价：“70块行不？我住两天。”刘老板答应了。就在这时，李义光走进了大厅，他手里夹着一根烟（后来警方确认是红塔山香烟），走到柜台前，对刘老板说：“登记一间房。”然后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刘老板登记的时候，贾玉芳站在旁边，看了看手机，偶尔和李义光说几句话，看起来很亲密。

登记完后，刘老板带着他们去看房间——先看了5号房（窗户坏了，漏风），又看了6号房（热水不太热），最后看了7号房（在二楼走廊尽头，比较安静，窗户完好，热水也正常）。贾玉芳和李义光商量了一下，决定住7号房。刘老板把钥匙交给他们，他们就拿着行李上了楼。

12月16号早上7点多，李义光一个人下楼，在旅馆附近的早餐摊买了豆浆和油条，拎着塑料袋回到了7号房。上午10点左右，李义光又下楼了一次，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瓶啤酒和一些零食，然后回到房间，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门。贾玉芳一整天都没出门，应该是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

12月17号早上8点08分，贾玉芳背着一个小背包，戴着墨镜，腿上套着护膝，从7号房出来，下楼时碰到了刘老板，她笑着说：“刘老板，我出去办点事，中午回来。”刘老板说：“好，钥匙带好。”贾玉芳点点头，走出了旅馆——根据打印店的监控，她这是去王师傅的打印店做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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