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丙戌年,公元626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上三千匹马、一万只羊;太宗不接受,只下诏让他归还掠夺的中原百姓,征召温彦博回朝。
丁未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射箭,告诫他们:“戎狄入侵劫掠,自古就有,问题在于边境稍安,君主就安逸游乐忘记战事,所以敌寇来犯就无法抵御。如今我不让你们挖池筑苑,专门练习射箭,平日无事时,我做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时,我做你们的将领,或许中原百姓能稍得安宁!”于是每天带领数百人在殿庭教射,太宗还亲自测试,射中多的人赏赐弓箭、刀具、丝帛,他们的将帅也给予上等考核。大臣们大多劝谏:“按法律,携带兵器到皇帝住所的人要处绞刑。如今让地位低微的人在宫殿台阶旁张弓搭箭,陛下还亲自置身其中,万一有狂徒突然发难,出乎意料,这不是重视国家的做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乘驿马入朝恳切劝谏。太宗都不听,说:“君王把天下当作一家,疆域之内,都是我的子民,我真心对待他们,为何还要猜忌守卫的士兵呢!”从此人们都想着自我勉励,几年之间,士兵都成为精锐。
太宗曾说:“我从小征战四方,很懂用兵的关键,每次观察敌军阵形,就知道他们的强弱,常以我方弱点对抗他们的强点,用我方强点对抗他们的弱点。他们趁我方弱点进攻,追击不过数十百步;我趁他们的弱点,必定绕到阵后反击,敌军没有不溃败的,取胜大多靠这个。”
己酉日,太宗当面确定长孙无忌等功臣的爵位和封邑,命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公布,并且说:“我评定你们的功勋赏赐或许有不当之处,你们应当各自说明。”于是众将争功,议论纷纷不停。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最先响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会舞文弄墨,功劳却在我之上,我私下不服。”太宗说:“义旗刚举起时,叔父虽然最先起兵,大概也是为了自己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聚集残余势力,叔父望风而逃。房玄龄等人在帷帐中谋划,平定天下,安定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就该在叔父之前。叔父是皇室至亲,我确实没有吝啬的,只是不能因私人恩情就随意和功臣同等赏赐!”众将于是相互说:“陛下最公正,即使对淮安王也不徇私,我们怎敢不安守本分。”于是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旧部没升官的,都抱怨说:‘我们跟随陛下身边,多少年了!如今任命官职,反而在former东宫、齐王府的人后面。’”太宗说:“君王要极其公正无私,才能让天下人信服。我和你们每天吃的穿的,都取自百姓。所以设置官职、分配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才任用,怎能以新旧来定先后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无能,怎能舍弃新人而任用旧人呢!如今不论贤能与否就一味抱怨,这难道是治国的根本吗!”
下诏:“民间不得擅自建立妖祠。除了正规的占卜之术,其他各种杂占,全部禁止。”
太宗在弘文殿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二十多万卷,在殿侧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让他们以原官职兼任学士,轮流在馆中值宿,太宗上朝之余,就召他们进入内殿,讲解讨论古代的言行,商议政事,有时到深夜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当弘文馆学生。
冬季,十月,丙辰朔日,发生日食。
下诏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号隐;齐王李元吉为剌王,按礼仪改葬。下葬当天,太宗在宜秋门哭泣,十分哀伤。魏征、王珪上表请求陪同送葬到墓地,太宗同意了,命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日,立皇子中山王李承乾为太子,当时他已经八岁了。
庚辰日,初步确定功臣享受实际封邑的等级差别。
起初,萧瑀向太上皇推荐封德彝,太上皇任命他为中书令。等到太宗即位,萧瑀任左仆射,封德彝任右仆射。商议事情已经定好,封德彝多次在太宗面前反悔,因此二人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掌权,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萧瑀心中不平,于是上密封奏章议论此事,言辞简略,因此违背了太宗的旨意。萧瑀还和陈叔达在太宗面前愤怒争执,庚辰日,萧瑀、陈叔达都因对君主不敬获罪,被免官。
甲申日,民部尚书裴矩上奏:“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每户赏赐绢一匹。”太宗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不想徒有抚恤的名声而没有实际行动,每户人家大小不同,怎能一样赏赐呢!”于是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赏赐。
起初,太上皇想加强宗室力量来镇抚天下,所以太上皇的再从弟、三从弟以及兄弟的子孙,即使是孩童都封为王,受封的王有几十人。太宗从容地问大臣们:“广泛分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前代只有皇子和兄弟才能封王,其余人没有大功,不能封王。太上皇重视亲族和睦,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爵位既高,又多征调劳役,恐怕不能向天下显示公正。”太宗说:“对。我做天子,是为了养育百姓,怎能劳累百姓来养活自己的宗室呢!”十一月,庚寅日,将宗室郡王都降为县公,只有有功的几人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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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日,太宗和大臣们讨论制止盗贼的办法。有人请求用严厉的刑法来禁止,太宗笑着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繁重、劳役繁多,官吏贪婪求索,饥寒逼迫自身,所以没时间顾及廉耻。我应当戒除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拔任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做盗贼了,何必用严厉的刑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门户不关,商人旅客可以在野外住宿。太宗还曾对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却死了,君主富足了国家却灭亡了。所以君主的祸患,不是来自外部,常常是自身造成的。欲望旺盛就会开支庞大,开支庞大就会赋税繁重,赋税繁重就会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就会国家危难,国家危难就会君主丧失性命。我常常思考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放纵欲望。”
十二月,己巳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称獠人反叛,请求发兵讨伐。太宗说:“獠人凭借山林险阻,时常出来小偷小摸,这是他们的习俗;地方长官如果能用恩德和诚信安抚他们,自然会率领部众归顺,怎能轻易动用武力,像捕猎禽兽一样残害他们,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终没有同意。
太宗对裴寂说:“近来有很多上书议论政事的人,我都把奏章贴在墙上,进出时都能查看,常常思考治国之道,有时深夜才睡觉。你们也应当勤恳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我的心意。”
太宗振奋精神致力于治国,多次召魏征进入内室,询问治国的得失;魏征知无不言,太宗都欣然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中男虽然未满十八岁,但身材高大健壮的,也可以一起征召。”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敕令发出后,魏征坚持认为不可以,不肯签署敕令,甚至多次拒绝。太宗发怒,召见并责备他:“中男中高大健壮的,都是奸民故意欺诈来逃避兵役,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你却固执到这种地步!”魏征回答:“用兵的关键在于治理得法,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选拔健壮的人,用正确的方法治理,就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召瘦弱的人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常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想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如今即位没多久,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讶地说:“我怎么失信了?”魏征回答:“陛下刚即位时,下诏说:‘拖欠官府的财物,全部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府的财物,仍然征收督缴。陛下从秦王登上天子之位,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府的财物又是什么!又说:‘关中免除两年租调,关外免除一年徭役赋税。’不久之后又下敕令说:‘已经服役、已经缴纳赋税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百姓散去之后,又再次征收,他们自然会感到奇怪。如今既征收了财物,又征召他们当兵,怎能说从明年开始免除呢!另外,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地方长官,平时考察官员,都委托给他们;到了征兵的时候,却唯独怀疑他们欺诈,这难道是所说的用诚信治理天下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我认为你固执,怀疑你不通晓政事,如今你谈论国家大事,确实说到了关键。号令不诚信,百姓就不知道该听从什么,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不再征召中男,赏赐魏征一个金瓮。太宗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名声,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张玄素回答:“隋主喜欢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信任大臣;大臣们恐惧,只知道接受命令、遵照执行,没人敢违抗。凭借一个人的智慧决定天下的事务,即使得失各占一半,荒谬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下属阿谀奉承、君主被蒙蔽,不灭亡还等什么!陛下如果能谨慎选择大臣,把事务分别托付给他们,自己高坐朝廷,清净无为,考察他们的成败来施行奖惩,还担心治理不好天下吗!另外,我观察隋末的战乱流离,那些想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个人罢了,其余的人都是为了保护乡里、保全妻子儿女,等待有道的君主而归顺。由此可知,喜欢作乱的百姓很少,只是君主不能安抚他们罢了。”太宗赞赏他的话,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在中书省当值的张蕴古献上《大宝箴》,大意是:“圣人接受天命,拯救危难、平定乱世,所以用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人奉养一个人。”又说:“在宫内建造九重宫殿,所居住的不过是能容纳膝盖的地方;那些昏庸的君主不知道这个道理,用美玉装饰楼台宫殿。面前摆满八种珍贵的食物,所吃的不过是适合口味的东西;只有狂妄的君主不加思考,把酒糟堆成山丘、把美酒注成池塘。”又说:“不要糊里糊涂地昏暗不明,不要过分苛察地显示精明,虽然礼帽上的玉串遮住眼睛,却能看到还没显现的事情;虽然耳塞挡住耳朵,却能听到还没发出的声音。”太宗赞赏他,赏赐他一束丝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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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之前的上奏,差点给我带来灾祸。但凡是有天象变化,你都应该像这样畅所欲言,不要把以前的事当作教训而不敢说。”太宗曾对傅奕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玄妙深奥,可以学习,你为什么偏偏不领悟其中的道理?”傅奕回答:“佛教是胡人中的狡诈之徒,在他们那里炫耀迷惑。中原的奸邪之人,摘取庄子、老子的玄谈,用妖幻的语言修饰,来欺骗愚昧的百姓。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有害,我不是不领悟,而是鄙视它不愿学习。”太宗很赞同他的话。
太宗担心官员大多收受贿赂,秘密派身边的人试探着贿赂他们。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想杀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官员收受贿赂,罪行确实该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贿赂,他才接受,这是引诱别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仪规范百姓’的道理。”太宗高兴,召集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告诉他们:“裴矩能担任官职并极力劝谏,不当面顺从,倘若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心治理不好天下吗!”
臣司马光说:古人有句话:君主英明,大臣就正直。裴矩在隋朝时谄媚,在唐朝时忠诚,不是他的本性改变了;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喜欢听到正直的言论,谄媚就会变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就像标杆,大臣就像影子,标杆移动,影子就会跟着移动。
这一年,进封皇子长沙郡王李恪为汉王,宜阳郡王李佑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素有仇怨,交替相互攻击;太宗派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传达旨意,三国都上表谢罪。
贞观元年(丁亥年,公元627年)
春季,正月,乙酉日,更改年号为贞观。
丁亥日,太宗宴请大臣,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我以前奉命专门征战,民间就有了这首乐曲,虽然不符合文德的雍容典雅,但功业都是由此成就的,不敢忘记根本。”封德彝说:“陛下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哪里是文德能比得上的!”太宗说:“平定战乱依靠武力,守住基业依靠文德,文和武的作用,各自顺应时势。你说文德比不上武力,这话错了。”封德彝叩头谢罪。
己亥日,下诏:“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进入内阁商议政事,都要让谏官跟随,有过失就立即劝谏。”
太宗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商议修订法令,将五十条绞刑改为砍断右脚脚趾,太宗仍嫌刑罚残酷,说:“肉刑废除已久,应该用其他刑罚替代。”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为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在流放地服劳役三年;太宗下诏批准。
太宗因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公正耿直,提拔他为大理少卿。太宗鉴于选拔官员中多有伪造资历门第的情况,下令让他们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伪造资历被发觉的人,太宗想杀他。戴胄上奏:“依照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发怒说:“你想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回答:“敕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陛下痛恨选拔官员中的欺诈行为,所以想杀他们,而既然知道不能这样做,又依法裁决,这是忍住小怒而保全大信用。”太宗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戴胄先后多次冒犯君主威严坚持执法,言辞如涌泉般顺畅,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天下没有冤案。
太宗让封德彝举荐贤才,过了很久他也没有举荐一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不是我不尽心,只是如今没有奇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代能使天下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来了人才吗?只怕自己不能识人,怎能诬陷整个时代的人没有贤才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下。御史大夫杜淹上奏:“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怕有拖延失误的情况,请下令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实。”太宗以此询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各有主管的事务。如果确实有违反规定的,御史自然应当检举;如果御史遍历各部门,搜罗挑剔过失,就太繁琐细碎了。”杜淹沉默不语。太宗问杜淹:“为什么不再争论坚持?”杜淹回答:“天下的事务,应当极尽公正,好的就听从。封德彝所说的,确实符合大局,我真心信服,不敢坚持错误。”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赠送的绢帛,事情被发觉后,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真能对国家有益,我愿意和他共享府库的财物,他何至于贪婪到这种地步!”太宗仍爱惜他的功劳,没有治他的罪,只是在殿庭赏赐他几十匹绢帛。大理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行不可赦免,为什么还要赏赐他绢帛?”太宗说:“他如果有人性,接受绢帛的羞辱,会比受刑更难受;如果他不知羞愧,就和禽兽一样,杀了他也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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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州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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