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自己学习自制力差,说服家人后回到读书的小城,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每天早出晚归地去学校找地方复习,拿着手电筒,提着水壶,穿着最耐脏的黑色羽绒服,臃肿且狼狈。
第一次考研时,想去大城市看看,但身边人都觉得不切实际,于是我妥协,选择了山东的一所普通高校。第二年,我报考了上海一所985重点大学,跨专业,没敢告诉家里。因为母亲曾经忧愁地对我说:“我们就捡那些没有人报考的小学校填报,才有可能考上啊。”
朋友都不太看好我的选择,觉得都是第二年考研了还不安分,居然报个上海的重点学校,明摆着要白折腾,又叹气说:“大概是以考研为借口回去找男朋友吧。”那时我的校园爱情刚刚结束,和几个“同命相怜”的朋友一起,应了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
我没有解释,只是很怕考不上。每天睡六个小时的觉,洗脸用清水随便扫两下,吃饭十分钟搞定,买水果时看老太太慢慢称橘子的样子恨不能一把抓过来。那时候我的时间的确以秒在计算,进教室学得特别投入,出了教室会莫名地哭,感觉自己长成了一朵奇葩。
与此同时,宋宋也在经历着一场荒唐的尴尬。
她来电话说,找不到工作,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搞定个薪水很低的职位,结果有一天还因为“不合格”被开除了。那天宋宋站在公司楼宇外面,握着手机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噩耗”告诉男友,结果两分钟后,她收到了男朋友的短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我被公司炒鱿鱼了。
那天宋宋的心情本来就低落至极点,但看到短信的那一刻,她忽然忍不住,站在车水马龙的路口哈哈大笑。他们居然同时失业了!
宋宋说,那一刻,她体会到了什么叫“悲极生乐”。
就在这样的哭哭笑笑中,又一年的冬天过去了。宋宋谋到了一份新工作,在北京做演艺经纪人,带着个不出名的小组合,还给我寄了他们的Demo(样本唱片)。而小苑那个只提供实习的机会,终于因为她的疯狂表现,给转正了。据说,这个妹子干起活儿来就是个纯爷们儿。
一岁一枯荣,我的考研成绩也下来了。
我回到学校准备复试,有个老朋友来学校看我,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随口说考了第一。他听完哈哈大笑,觉得我越来越幽默了。
但是他看到我没有笑,顿住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他也愣愣地看着我。半晌,他才确认:“居然真的考了第一?怎么可能?”发现是事实后,他又很淡定地说:“像我们这种学校,考第一人家也不会要的。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别太难过。至少进了复试,也算有所安慰了。”
我没有说话,浅浅地应着。
研究生复试时,有老师问我,为什么报考这所学校和电影学专业?我说,因为我想做一名编剧。老师们都笑了。因为我报考的不是上戏(上海戏剧学院),虽然有电影专业,但同学们毕业后大多为人师表,没有抱着做编剧想法的学生来这里。我也笑了。只是我不能说,我存了私心,这所学校有150分的作文题,我以为能多拿些分的。虽然事实上我的作文分数并不高。
半年后,我带着入学通知书坐上了从山东南下上海的列车。
直到复试成绩出来,我在回家乡的路上,才敢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去了一趟上海,我考的不是山东。
三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兜兜转转一圈,按照之前的想法,来到北京,做了一名编剧。
宋宋在北京做娱乐记者,每天能见很多明星,还很赚钱。
我来北京的当晚,宋宋和小苑请我吃饭,宋宋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有一张照片,宋宋穿了碎花裙子,笑得一脸灿烂,就在不远处,站着正在接受采访的赵薇。
宋宋说,那是个颁奖盛典,知道赵薇要去,她特意穿了好看的衣服去看她。其实,她只是在台下很近的地方看着赵薇,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已经足够。她偷偷拍下这张合影,算是向自己的青春致敬。
小苑依然在××网站,已经是挑大梁带徒弟的资深编辑了。在我写这篇稿子时,离她结婚还有三天,对方是××网站的IT男。
恭喜。
一个群众演员的自白
我从小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初中毕业,我爸给我指出三条路:第一,按部就班考取高中;第二,去学厨师,至少可以饿不死;第三,去学建筑,因为有亲戚做这行。
当时我想读艺校,对写东西和拍片儿有兴趣,但父亲不同意,说如果考不上高中这条路就算断了。我没有第四条路可选,于是随便选了个建筑学校。
中专大多是三年,但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去了一所四年制的建筑学院。二年级时,不学无术的我得罪了物理老师兼化学老师,期末成绩挂掉,被留级一年。这意味着要读五年恐怖的中专。我打算退学,家人不同意,结果读到第五年,我罢考了,在毕业前几天终于还是滑稽地退学了。
2004年我19岁,一腔热忱、一穷二白,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爆爆料”,大致就是那种嚼舌根的书,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以博取眼球。我当时心高气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儿,没有答应。
其实不少作家步入正轨前都很蹉跎,一位朋友曾做过很长时间的枪手,甚至连枪手都不如,诸如无良出版商让模仿古龙的风格写本书,然后冒充是古龙新作。这些料自然不合适爆,记得当时有一位作家对我说,如果你写这本书,我就跟你绝交。
我没有写那本书,与他们的联系依然渐少,今天他们有人已是几万几十万粉丝的大V,而我一如既往地落魄,与他们的轨迹渐行渐远。
那时候我也试着写电影大纲,当时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纲要买版权,不给署名,被我一口回绝了,并且我特别冲动地说:“我写的东西就要我来拍!”有位朋友和我恰恰相反,每当有制作人找他时,他能将完整剧本扔出去,也不怕抄袭,觉得先有个作品出来再说。他第一个剧本卖了1000元钱,是个数字电影。当时他对制片人说:“署名权我必须要,钱你随便给。”
现在他已经是身价不错的编剧了,而我也开始接些不署名的栏目剧。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入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吧,一直萎靡不振的,每天都跟有人欠自己钱似的,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
那个傍晚我站在十字路口,考虑着该往哪个方向走,是去龙华校区那儿溜达溜达呢,还是回青浦找个地方上班?我像个民工一样坐在马路边,迷茫地望着四周,然后眼看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
那辆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一句话,大致是:你去横店了吗?
横店影视城是专门拍戏的地方,可谓古装大本营,我看着车走近又走远,在心里默默地想:好,那我就去横店吧!
我到网吧查了路线,需要从义乌转车,于是坐上公交车直奔上海火车站,对售票员说,我要最快的一班去义乌的车票。
2006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横店。下车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说,人家外地人都挤着往我们上海跑,你为什么要出去闯呢?我对老妈说,我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主,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后悔。
从上海出发时我身上只有300多元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元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进去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好像当时“广州街”是60元钱,“明清宫苑”是80元钱。我连门票钱也拿不出来,只好干站在后门口徘徊。
当时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里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啊!”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想了想,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他说:“找朋友你在景区站着干吗,你联系他呀。”
我只好继续圆谎:“我用的是上海小灵通,在这个地方打不了电话啊!”
那个群头把手机借给了我,我随便找了个朋友的电话拨过去,胡乱说了两句然后挂掉,转身告诉群头:“我朋友去北京了,不在横店,让我等着他!”
那个群头看着我,将信将疑地说:“那你现在准备干吗?”
我答:“我也不知道啊!我得等朋友回来!”
于是,群头说:“我这儿正好有个群众演员的活儿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干脆地答:“没问题啊!”
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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