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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7章（第1页）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遗址都发现过零星、小件的铜器，如铜片、小铜刀和铜锥等。这应该是古人在偶然状态下的收获，比如把含铜的矿石放到陶窑中烧，然后发现了小块的铜，并进行初步加工，但离实用的青铜还有很远的距离。

单纯的铜是红铜，熔点较高，熔化后流动性很差，难以铸造成大件或精细的物品。而且，纯铜质地较软，用途有限。要降低熔点、提高铜熔液的流动性，需要加入锡或铅；要提高铜的硬度，则需要加铅。

不同用途的铜器，锡和铅的比例也不一样。铜礼器需要有精致的造型和繁复的花纹，锡的比例要稍高；铜兵器要有较高的硬度，需要提高铅的比例，但铅过多又会造成青铜器变脆，容易碎裂。这些比例关系需要技术人员在反复试错中摸索。

从矿石中炼出单纯的某种金属并非易事，不过有些矿石是多种金属共生，幸运的话能遇到铜锡共生或者铜铅共生且比例碰巧合适的矿石，烧炼这种共生矿石，则有可能得到较硬、较细腻的铜合金。但这种偶然的成功难以复制，当矿石中的元素比例改变，炼出的铜就不符合需要了。所以，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有很高的门槛。二里头铸造区发现过一小块锡片，这说明他们已经能单独提炼锡来与青铜配比。殷墟还发现过超过一吨的铅锭窖藏，这也是为冶炼青铜准备的原料。

石器时代通往青铜时代的大门看似很宽，实则很窄。这些困难和偶然性，又催生了关于金属冶炼的神秘玄学观念，认为某些神灵会影响冶炼的成效，所以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祈福，请神赐予高质量的产品——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注释

1《史记o夏本纪》裴驱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汲冢纪年》就是《竹书纪年》。

2仇士华:《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赵海涛、张飞：《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考古》，《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4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期。

5许宏：《二里头：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世界遗产》2015年第8期。

6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7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这个“圆坑”在1972年和2001年两次被发掘，分别编号为1972vh80和2001vh1o

9这种建筑落成后再埋入的人牲，性质介于奠基和人祭之间，这说明两种人祭

方式间并没有太明确的界限。

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二册，635页。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12期。

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偃师二里头》，第241、251页。

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7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杜金鹏：《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的主要成就》，《中原文物》2020年第4期。同上。

岳洪彬:《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o1995》，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说文》曰：“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从（纵）横也卜，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为灼甲骨取兆以占吉凶。

参见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朱其宇《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研究》，河南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16页。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祭祀遗迹初探》，《三代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密新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偃师二里头》，第41页。

杜金鹏：《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的主要成就》。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o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杜金鹏：《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的主要成就》。

图片分别引自许宏《二里头：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和《世界遗产》编辑部《二里头新探》，《世界遗产》2015年第8期。

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认定标准的讨论，可参考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陈星灿整理，《文物》2004年第1期。

在缺少青铜技术的人类文化中，黑曜石可以部分代替青铜兵器的功能：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玻璃质岩石，断茬锋利，价值较高。在上古中东地区以及欧洲殖民者入侵前的中南美洲，黑曜石都曾是高端兵器原料。但中国的黑曜石较少，在新石器时代几乎没有它的踪迹。

许宏：《东亚青铜潮》，生活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60页。

参见《左传o襄公四年》，《史记索隐》引用时有所增减。另可见《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

第四章异族占领二里头

夏朝和商朝的更迭，在史书中有道德评判色彩很强的记载：末代帝王夏桀胡作非为引起天怒人怨，终于被新兴的有道之君商汤取代。

帝桀之时……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1

但考古呈现出来的过程更为复杂，一些来源各异的落后人群曾侵入二里头古城，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王朝更迭显得扑朔迷离。

夏朝的敌人来自哪里？这需要从二里头古国的疆域开始考察。

五百里王朝

在二里头二期，古城扩张到3平方公里后，已经达到一个早期国家的体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早期国家统治的范围有多大？

从最低标准看，洛阳盆地是二里头都邑能够控制的范围。盆地东西狭长，跨度约50公里。有研究者曾统计洛阳盆地内的聚落数量：在二里头一期，古城之外发现聚落19个，二期迅速增长到83个，到三、四期稳定保持在100个左右，其中，面积在05平方公里左右的“乡镇”级大聚落约20个，其余为01平方公里及以下的村落。从“王都”到乡镇、村落，等级格局非常明显，显然属于同一个王国政体。2

至于二里头-夏王朝在洛阳盆地外能够控制的疆域，史书和考古都难以给出标准答案。其一，编写相关史书的主要是战国到西汉时人，他们还没有对早期国家的考古知识，只能按自己生活的世界想象三皇五帝和夏商时代，所以孟子会说，大禹治水的范围遍及江、河、淮、汉：“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范，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o滕文公章句下》）这是战国时代华夏人的认知世界，但上古的华夏范围还没这么大。

其二，考古学也很难解答政治史层面的问题。考古的主要对象是古人生产的器物，特别是数量最多的陶器，虽然从陶器风格可以划出“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但陶器分布范围和古国政治体并不是一回事，不然，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都会是地跨上千里的古国。

以陶器为基础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比较广，从晋南到关中、河南省大部，甚至远及安徽省，但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还会按地域分成几个“类型”，所以陶器文化很难和古国的政治疆域等同。二里头人对铸铜技术严格保密，制作的铜器很少出现在外地，也难以作为指标。

关于二里头-夏朝的疆域，日本学者西江清高和久慈大介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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