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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魏纪三（第2页）

夏季，四月，丙申日：吴王孙权正式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百官朝会时，吴主（孙权）将建国之功归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笏板想歌功颂德，还没开口，吴主就说：“如果按张公您的计策（指赤壁战前主张投降），我现在已经到处要饭了。”张昭大为惭愧，伏地流汗。吴主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惧、羊衜等皆为太子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让侍中胡综撰写《宾友目》评述说：“英才卓越，超越同辈者，是诸葛恪；洞察时机，精微入理者，是顾谭；思维雄辩，宏达善言者，是谢景；钻研学问，甄别精微，可与子游、子夏（孔子弟子）比肩者，是范惧。”羊衜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字元逊）有才但粗疏，顾谭（字子嘿）精干但苛刻，谢景（字叔发）善辩但浮浅，范惧（字孝敬）深刻但狭隘。”羊衜最终因这番话被诸葛恪等人厌恶。后来这四人的结局，都如羊衜所言（或暗指其缺点导致失败）。

吴主派使者将两国并尊皇帝的建议通报蜀汉。蜀汉大臣们认为与吴国结交无益，而且名分体制不顺（魏为篡逆，吴也称帝），应该申明正义，断绝盟好。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僭越叛逆之心已久，我国之所以忽略他的挑衅，是为了求得犄角之援。现在如果公开绝交，他必然深恨我们，我们还得移兵东境防守，与他们对抗，必须吞并了吴国土地，才能谈得上进图中原。吴国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不是一朝一夕能平定的。屯兵相持，坐等老死，使北贼（魏国）得利，不是上策。从前汉文帝谦辞对待匈奴，先帝（刘备）也委屈与吴国结盟，都是适应时势、权衡变通、深思长远利益的举动，不像普通人那样逞一时之忿。如今议论者都认为孙权只求鼎足而立，不能与我们合力，而且志向满足，没有北进中原的意思。这样推断，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谋力量不足以越过长江，如同魏贼的力量不足以渡过汉水一样，并非力量有余而见利不取。如果我大军讨伐魏国，孙权上策会乘机分割魏国土地作为以后的打算，下策也会掳掠百姓、扩张疆土，向国内显示军威，绝不会坐视不动。如果他能按兵不动并与我们和睦，我们北伐就没有东顾之忧，魏国黄河以南的部队也不能全部调到西线来对付我们，这其中的好处，已经很大了。孙权僭越叛逆的罪过，不宜现在就公开声讨。”于是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祝贺孙权称帝。吴主与蜀汉使者盟誓，约定平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吴国；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

张昭因年老多病，请求辞去官职和统领的事务。吴主改任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张昭每次朝见，言辞雄壮严厉，大义凛然，曾因直言进谏违背了吴主意旨，一度不被召见。后来蜀汉使者来吴，称颂蜀汉德政美好，吴国群臣无人能辩驳，吴主叹息说：“如果张公在座，蜀使不被驳倒也会沮丧，哪还能自夸呢！”第二天，派宫中使者慰问张昭，并请他入见。张昭离座谢罪，吴主跪下阻止他。张昭坐定后，仰头说：“从前太后（吴夫人）、桓王（孙策）不是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因此我想竭尽臣节报答厚恩。但我见识短浅，违背了陛下的旨意。然而我愚忠之心是为了国家，志在尽忠效力、奉献生命而已！如果要我改变心志，苟且求荣取悦陛下，这是我做不到的！”吴主向他表示了歉意。

六月，癸卯日：魏国元城哀王曹礼（曹丕子）去世。

戊申日：繁阳王曹穆（明帝子）去世。

魏明帝追尊高祖（曹操之父）大长秋（宦官官职名，指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按：此为追尊宦官先祖为帝的特例）

秋季，七月：魏明帝下诏说：“按照礼制，王后没有子嗣时，选择庶子来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么还能顾及自己的私亲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却给生父刘进（史皇孙）加尊号为‘悼皇’；哀帝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董宏等人引用亡秦的例子（指秦庄襄王尊生父为太上皇），迷惑误导当时，既尊崇生父定陶恭王为‘恭皇’，在京都立庙，又尊称藩王的妾傅氏为帝太后，使其与汉元帝正妻王政君（太皇太后）比肩，在宗庙中排列昭穆次序（指将恭皇与汉成帝并列），在太后宫中设置四个皇太后（傅太后、丁姬等）的位置，僭越礼制，毫无节制，人神都不保佑，反而怪罪师丹忠诚正直的谏言，导致丁氏、傅氏遭焚如之祸（指王莽时掘墓焚尸）。自此以后，类似错误不断重演。从前鲁文公颠倒祭祀次序（指逆祀僖公），罪在夏父；宋国君主非礼厚葬，受到华元的讥讽。现命令公卿及有关官员，要深以前代这些错误行为为戒。后世万一有由诸侯入承大统者，就应当明白作为人后的道理；敢有巧言谄媚、蛊惑当时君主，妄立非正统的名号（如称生父为皇，生母为后）以干扰正统的，对于这种奸佞之臣，股肱大臣要诛杀不赦！此诏书用金册记录，收藏在宗庙里，写入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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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吴主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全部沿用原有官府建筑，不再增建改造。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台九卿官员在武昌（今鄂州），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总管留守军国大事。南阳人刘廙（yì）曾着《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在陆逊面前称赞此文。陆逊斥责谢景说：“礼教优于刑法的道理由来已久！刘廙用琐细的诡辩歪曲先圣的教导。你现在侍奉太子，应该遵循仁义之道以彰明德政恩泽，像他那种言论，不必再讲了！”太子孙登给西陵都督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在荆州界内的军政事务以及属下官员的品行才能列条上报，并趁机上书劝勉太子说：“我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让各部门官员各司其职，所以舜任命了九位贤臣，自己就无需操心，不下庙堂而天下大治。因此贤才所在之处，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确实是国家的利器，是兴衰的关键。希望太子多加留意，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张纮（hóng）回吴郡迎接家眷，途中病重。临终前，交给儿子张靖一篇留给孙权的奏章，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都想修明德政来比肩盛世，但真正治理好的却不多，并非没有忠臣贤辅，而是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是畏惧艰难而趋向容易，喜欢赞同而厌恶异议，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左传》说‘从善如登山般难，从恶如崩山般易’，说的是为善之难。君主继承世代基业，占据天然优势，掌握驾驭群臣的八种权柄（八柄），喜欢容易赞同带来的欢愉，无需向他人求助。而忠臣怀着难以被接纳的策略，说出逆耳的忠言，双方意见不合，不是很自然吗？疏远就会产生裂痕，巧言者乘机离间，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沉溺于个人情感，导致贤愚混杂，升降失序。追根溯源，都是私情扰乱所致。所以明君觉悟后，求贤若渴，纳谏不厌，抑制私情，减损私欲，以大义割舍私恩。这样，在上者就不会有偏颇错误的任命，在下者也不会有非分的奢望了！”吴主孙权看了奏章，感动得流泪。

冬季，十月：魏国将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魏明帝常说：“刑狱，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逢审理重要案件，常到听讼观旁听。

起初：魏文侯的师傅李悝着《法经》六篇，商鞅用它辅佐秦国变法。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后来逐渐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判例）九百零六卷。后世不断增减，杂乱无常，后人又各自为律文作注解，马融、郑玄等儒家学者就有十余家，一直到魏国。适用的律条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阅读起来越发困难。明帝下诏只采用郑玄的注解。尚书卫觊（jì）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最贵重的东西，却是私人议论最轻视的对象；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却是选用官吏者看不起的职位。国家政治的弊端，未必不源于此。请设置律学博士。”明帝采纳了。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和重订汉代法律，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计一百八十余篇。比起《正律》（指九章律）有所增加，但比旁章科令则大大精简了。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将高皇帝（曹腾）、太皇帝（曹嵩）、太祖（曹操）、高祖（曹丕）四位神主牌位从邺城迎请到洛阳宗庙供奉。

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改封为东阿王。

蜀汉丞相诸葛亮将丞相府大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魏明帝太和四年（庚戌年，公元230年）

春季：吴主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武装士兵一万人，渡海寻找夷洲（台湾）、亶洲（可能指日本），想俘获当地百姓以增加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认为：“桓王（孙策）开创基业时，军队不满一旅（五百人）。如今江东现有的兵力，已足够图谋大事，不该远涉不毛之地，万里迢迢去袭击别人，海上风波难以预测。再说，士兵水土不服，必定会染上疫病，想增加人口反而可能损失士兵，想得利反而可能受害。而且那些地方的百姓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成事，没有他们也不足以减损实力。”吴主不听。

魏国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yáng）等人互相结为党友，互相吹捧标榜。他们称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未能加入上述圈子（不够格），但因他们的父亲身居高位，也被容纳称为“三豫”。代理司徒（行司徒事）董昭上书说：“凡拥有天下的君主，无不尊崇敦厚朴实、忠诚守信之士，深恶虚伪不实之人，因为后者败坏教化，扰乱治理，伤风败俗。近来魏讽在建安末年（公元219年）被诛杀，曹伟在黄初初年（公元220年）被处斩。回想前后圣上的诏书，都痛恨浮华虚伪，想要破除奸党，常常切齿痛恨。然而执法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没人敢纠举弹劾，致使风俗败坏，侵害公权日益严重。我私下观察现在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专以交游为事业；国中士子不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清廉修身为首要，反而以趋炎附势、追逐利益为先。他们结成朋党，互相吹捧，把诋毁当作刑罚，把党羽赞誉当作封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就极力赞美；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故意挑毛病。甚至互相说：‘当今之世还担心什么不能富贵？只怕人际关系经营不够勤快，网罗不够广泛罢了；还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吗？只要像喂药那样慢慢软化调教他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奴仆冒充在职官员的随从或家人，冒名出入宫廷禁地，往来书信，探听消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法律所不容，刑罚所不赦的，即使是魏讽、曹伟的罪过，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明帝认为他说得对。二月，壬午日（疑），下诏说：“世风的质朴与浮华，随教化而改变。战乱以来，经学荒废，年轻人钻研的兴趣，不遵循经典。这难道是训导不够吗？还是进用的人不以德行显扬呢！现命令郎吏中，凡通晓一部经典，有才能治理百姓的，由博士考试，选拔成绩优异者，尽快任用；那些浮华不务根本的，一律罢免！”于是免去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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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后卞氏（曹操妻，曹丕、曹植生母）去世。

秋季，七月：安葬武宣皇后（卞氏）。

大司马曹真认为：“蜀汉多次入侵，请由斜谷出兵讨伐。如果将领们分几路同时进兵，可以大获全胜。”魏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命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而上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进军，与曹真在汉中会师。其他将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疑为建威，在祁山方向）进军。司空陈群劝谏说：“太祖（曹操）当年到阳平关攻打张鲁，多收豆麦以补充军粮，结果张鲁未攻下而粮食还是匮乏。如今既没有现成粮源，而且斜谷险阻，难以进退，运输粮草必定会被截击。如果多留士兵守卫要道，又会减少前线战士。这不可不深思熟虑。”明帝听从了陈群的意见。曹真再次上表要求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又陈述其不利，并说明军费开支的庞大计划。明帝下诏把陈群的建议交给曹真参考，曹真却据此（诏书）就出发了。（按：此处“据之”有歧义，一说曹真依据诏书（同意他出兵）而行；一说曹真依据陈群的意见（认为困难）仍坚持行动。结合后文遇雨退兵，更可能是前者）。

八月，辛巳日：魏明帝东巡；乙未日，到达许昌。

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兵到来，驻扎在成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东）严阵以待。召李严率兵二万赶赴汉中，上表请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掌管后方事务。恰逢天降大雨三十多天，栈道断绝。魏国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以圣德当可比成康之治（西周盛世），希望先留心治国之道，把征战放在后面。治理国家以百姓为基础，百姓以衣食为根本。如果能使中原没有饥寒之患，百姓没有离心离德之意，那么吴、蜀二贼的破绽，我们坐等就能看到了！”明帝答复说：“贼寇凭借山川险阻，太祖、高祖（曹操、曹丕）在前世辛苦征讨，尚且不能平定，我怎敢自夸一定能消灭他们呢！将领们认为不主动出击试探一下，敌人不会自行崩溃，所以出兵以窥探其破绽。如果时机未到，就像当年周武王撤军一样，这是前事之鉴，我恭敬地记着这个告诫。”少府杨阜上书说：“从前周武王渡河时白鱼跳入船中，君臣都为之动容（视为祥瑞），行动得到吉兆，尚且忧虑恐惧，何况现在我们天有灾异而不战栗呢！如今吴、蜀未平，天灾屡降，各路大军刚出发，便遇大雨阻隔，被困在山险之中已多日。运输的劳苦，肩挑背负的艰辛，耗费已多。如果粮运接济不上，必定违背初衷。《左传》说：‘看到可以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是用兵的好策略。’白白让大军困在山谷之间，进无所掠，退又受阻，这不是王者之师应有的做法。”

散骑常侍王肃上书说：“前代典籍有言：‘千里运粮，士兵面有饥色；打柴做饭，士兵不能安饱。’这说的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深入险阻之地，开山凿路前进，其劳苦程度必然百倍于此。如今又加上大雨不停，山坡陡滑，士兵拥挤无法展开，粮草遥远难以接济，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一个多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修路的工程，战士都在做。这样，敌人就能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最忌讳的。说到前代，周武王伐纣，出关后又退回；论及近事，太祖（曹操）、文帝（曹丕）征讨孙权，到了长江边也不渡江。这难道不是所谓的顺应天意、知晓时机、通达权变吗？百姓知道陛下因大雨艰难而休兵息民，以后敌人有隙可乘，再乘机进兵，那么百姓就会乐于冒险犯难，死而无憾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九月，明帝下诏命曹真等班师。

冬季，十月，乙卯日：魏明帝回到洛阳。当时由左仆射徐宣主持留守事务。明帝回京后，主管官员呈上留守期间的文书。明帝说：“我审阅与仆射（徐宣）审阅有什么不同！”最终没有看。

十二月，辛未日：将文昭皇后（甄氏，曹叡生母）改葬于朝阳陵。

吴主（孙权）扬言要进攻合肥。魏国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召集兖州、豫州各军。吴军不久退回，明帝下诏撤回集结的部队。满宠认为：“现在敌人大规模集结后撤回，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必定是想假装撤退让我们解除戒备，然后掉头乘虚袭击我们。”上表请求不要撤兵。十几天后，吴军果然再次前来。到达合肥城下，攻城不下，只好撤退。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丞相府秘书长）。诸葛亮多次出兵在外，蒋琬总能保证粮草兵员的充足供给。诸葛亮常说：“蒋琬（字公琰）忠诚正直，是能与我共同辅佐王业的人。”

青州人隐蕃逃奔到吴国，上书给吴主说：“我听说商纣王无道，微子先出走；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先来投奔。我今年二十二岁，舍弃故土，归顺有道明君，仰赖上天保佑，得以安全到达。我来此已有些日子，但主管官员把我等同于一般降人，没有精细鉴别，使我精妙的见解无法上达，郁闷叹息，何时才能停止！谨到宫门呈递奏章，乞求蒙恩引见。”吴主立即召他入宫。隐蕃谢恩，回答问题及陈述时务，言辞华美，很有风采。侍中右领军胡综在旁陪坐，吴主问：“此人如何？”胡综回答：“隐蕃上书口气之大像东方朔，巧言诡辩像祢衡，但才能都比不上这两人。”吴主又问：“可胜任什么官职？”胡综说：“不能让他治理百姓，暂且试试在京师担任小官。”吴主因隐蕃大谈刑狱，任命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多次称赞隐蕃有辅佐帝王之才。郝普尤其与隐蕃亲近友善，常抱怨隐蕃屈才。于是隐蕃门前车马云集，宾客满堂，自卫将军全琮以下都倾心交往；只有羊衜及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与他来往。潘濬（jùn）的儿子潘翥（zhù）也和隐蕃交往，送他礼物。潘濬听说后大怒，写信斥责潘翥说：“我受国家厚恩，立志以死相报。你们在京都，应当恭顺，亲近贤士，仰慕善人。为何与一个投降的俘虏交往，还送他粮食财物！我在远方听说此事，心震面热，惆怅多日。信到后，立刻去使者那里接受一百杖责，并立刻索回所送财物！”当时人都感到奇怪。不久，隐蕃在吴国图谋叛乱，事情败露后逃走，被抓回处死。吴主严厉斥责郝普，郝普惶恐畏惧，自杀。朱据被软禁，过了很久才被释放。

武陵郡五溪地区的蛮夷反叛吴国。吴主因南方（交州）已平定，召回交州刺史吕岱，让他回军驻扎在长沙郡沤口（今湖南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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