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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当长庆三年韦审规韦齐休使云南的时候，同年十月唐朝发表了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颍充西川节度使。元颍是杜如晦的五世孙，以进士入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ot;不阅岁至宰相，甫再期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ot;。到西川以后，为欲逢迎穆宗，以固宠幸，于是悉索珍异以献，于边防弃而不顾，因有文宗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南诏大举入侵之役，进逼成都，西川宝货工巧子女为之荡然。《通鉴&iddot;唐纪》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纪南诏入侵西川，说：

元颍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巅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颍不之信。嵯巅兵至，边城一无备御。……

韦审规、韦齐休是长庆三年冬出使云南，取道清溪关路，沿途所经如卬、雅、黎、嶲诸州，正是太和三年南诏入侵的路。杜元颍镇蜀，边防废弛，恐怕就是受了韦齐休《云南行记&iddot;序》中主张斥弃清溪关外诸地的影响。情报不实，遂酿巨祸。后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想替杜元颍减轻罪名，将责任推到三十多年前的韦皋身上，以为是韦皋不应与南诏构和，因而人心懈怠，疆场无备，故有太和三年之役。今日看来，卫公此说，绝非持平之论也。

唐朝坐镇西川的如韦皋、李德裕，对于西南边事，都有著作，今附著大略如次。

德宗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韦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张延赏坐镇西川，历二十一年。据《宋史&iddot;艺文志》，韦皋著有《西南夷事状》二十卷，二十一年的经营，在书内必有详细的纪载。今仅《通鉴》德宗贞元十年正月《考异》引事状一则，正《旧唐书&iddot;韦皋传》之误，余无可考。韦皋以后，镇蜀有名者为李德裕。《李文饶集》有《进西南备边录状》，文中有云：

臣顷在西川，讲求利病，颇收要害之地，实尽经远之图。因著《西南备边录》十三卷，臣所创立城镇，兼画小图，米盐器甲，无不该备。……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似精详。……

《新唐书&iddot;李德裕传》说德裕至蜀，&ot;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ot;。大约筹边楼上左右两壁所绘地图即包涵在《备边录》的小图之内。德裕此书，集作十三卷，《宋史&iddot;艺文志》著录作一卷，疑误。《通鉴》文宗太和五年五月李德裕索南诏所掠百姓得四千人条《考异》引德裕《西南备边录》，德裕书传世，只此一则。而《新唐书&iddot;李德裕传》，叙镇蜀日筹划甚详，疑其中不少取材于《备边录》也。

第46节：四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四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懿宗咸通时有樊绰的《蛮书》十卷，窦滂的《云南别录》一卷；僖宗时有徐云虔《南诏录》三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樊绰《蛮书》留在后边再说，兹先略论窦滂诸人书大概。

《新唐书》及《宋史&iddot;艺文志》俱著录窦滂《云南别录》一卷。窦滂于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代李师望为定边节度使，贪残失众望。南诏入犯，滂望风溃退。十一年遂贬为康州司户。他写《云南别录》在何时不可考。《通鉴&iddot;唐纪》德宗贞元十年袁滋册南诏条《考异》引滂书一条，说：&ot;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此始也。&ot;《册府元龟》九六五纪贞元时唐赐南诏金印银窠，文曰&ot;贞元册南诏印&ot;。《南诏德化碑》纪天宝十一载阁罗凤北臣吐蕃，&ot;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ot;。南诏即是南国大诏，贞元册南诏，不过袭吐蕃之旧称耳。

南诏自酋龙于康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嗣立以来，至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前后几二十年，几于岁岁犯边。乾符四年酋龙死，子法立，侵边始少息。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与南诏常通使节。乾符六年，遣巡官徐云虔使云南，二月至善阐城（今昆明），留十七日而还。广明元年六月，又副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使南诏。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八月始还至西川。云虔于三年之间，两使南诏。他所著的《南诏录》三卷，见于唐、宋《艺文志》，大约即是综合两次出使见闻而成。《南诏录》宋以后即不传，《通鉴&iddot;唐纪》僖宗乾符四年二月《考异》引此书，说&ot;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ot;。南诏国号之又作鹤拓或大封人，始见此书。鹤拓、大封人，作何解释，不得而知。方国瑜先生以为鹤拓是犍驮罗的对音，他从音韵学上推测，转弯太多，我们总有点不敢相信。

和徐云虔《南诏录》同时候的书还有《云南事状》一卷，见《宋史&iddot;艺文志》。《通鉴&iddot;唐纪》僖宗广明元年五月赵宗政还南诏条《考异》引《云南事状》，以正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遣使南诏之日月，又及丰祐以后渐为侮慢之故，并谓《事状》末载陈敬瑄与云南书牒，或称鹤拓，或称大封人。南诏国号，至《南诏录》和《云南事状》，始予著录，则鹤拓或大封人之号，很可能始于僖宗之时。《事状》、《宋史》不著为何人作，温公《考异》以为&ot;似卢携奏章也&ot;。携为僖宗时宰相，辛谠、陈敬瑄之遣使南诏许以和亲，携之主张最多。温公谓《事状》为携奏章，疑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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