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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第2页）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1-192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积累了第一批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就在这一场工农运动高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东方红军”的诞生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脱颖而出，让中国社会各阶层刮目相看。相形之下，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却呈现令人失望的衰败境况。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成果，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不得不走上继续革命的道路。但是，无论是“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还是护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没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更不敢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只是在所谓的“开明军阀”和日、美等“主持正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盘桓，最终，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处于山穷水尽之境的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背后强大的民众，让孙中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单力薄，革命不能再走老路！

孙中山的觉醒直接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合作，也使共产国际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援助成为可能。

向联俄联共的转变并不是孙中山朝夕间的无奈抉择，而是有“感情”基础的。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从事革命之初，他就同俄国革命者有联系。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庆典之前，孙曾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以示祝贺，并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从1920年3月始，苏俄多次派波波夫、维金斯基、马林等人来会见孙中山，商谈援助中国革命的事宜。1923年1月，经过和苏俄特使越飞为期6天的会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出台，宣告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组建军队的计划。隆冬的上海寒冷刺骨，但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却给中国革命带来融融的春意。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实行合作，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中共最主要的领导人，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总共208人，共产党员约占总数的10%。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等作为孙中山的指定代表参会，而林伯渠、李维汉（当时名罗迈）、夏曦、毛泽东、王尽美等则拥有各省推选代表的身份。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为顺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吸纳共产党员参加领导机构。在中央，谭平山担任了组织部长一职，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员都进入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合作不仅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广阔前途。毛泽东曾对此作过评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中共从此进入中国政治领导层，参与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迅速成长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党。

国共合作的绚丽之花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黄埔军校的诞生。

孙中山从事革命几十年，苦于两手空空，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每次发动武装斗争，不是依靠旧军阀的游兵散勇，就是旧式帮会的乌合之众，因此屡战屡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受到启发，要想革命成功，必须有一支革命的军队。1922年前后孙中山与俄国密使会谈时，就开始商谈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1923年月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孙中山通过越飞带信给莫斯科，信中表示：“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就在这一年的9月，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并于10月正式商定在广州开设军校，培养革命军官。

几乎与这一进程同步，一个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考察团，在1923年8月前往苏联进行军事和党务考察。这个团的团长，就是以后左右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县（现奉化市）。1908年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期间结识孙中山。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在上海率先锋队百余人到杭州，参加光复浙江的战斗，嗣后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发起后，蒋在上海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蒋介石即在第二年的3月赶到广州，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很不得志，不得不回到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但运气不佳，常常赔本。正处走投无路之际，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逐出总统府，避难于永丰舰。蒋闻讯，立马抛下手头的“生意”，到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患难见真情”，蒋由此取得孙中山格外的信任和器重。该年10月，蒋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从此，蒋介石平步青云，其个人声威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

蒋介石一行于9月抵达莫斯科，在苏联整整逗留了3个月之久。这期间，他们主要还是考察苏联红军的军事训练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等军事院校等，并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仿照苏联红军编练中国军队。

1924年1月24日，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邓演达、张家瑞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校名定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就选在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据当时的人们回忆：

“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汽船一小时可到，周围约二十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前曾为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但因年久失修，败瓦颓垣，荒烟蔓草，已久为狐鼠窃居之所。总理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点，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

2月6日，成立军校筹备处，由王伯龄、李济深、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负责。孙中山还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年），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长期在美、英等地的俄国流亡者中间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他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此后，鲍罗廷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一大”、筹建黄埔军校等重要领导工作。孙中山逝世后，鲍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参与领导北伐。为维持国共合作，鲍多次向蒋介石妥协让步，但最终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被解职。回苏后，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及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交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其间，他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死于远东劳动营中。后获平反恢复名誉。

加伦（1889-1938年），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加伦是在中国使用的化名。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时任萨马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历任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1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0月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广州，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在创办黄埔军校、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中有过重要贡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回国。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远东方面军司令等职。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10月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并被处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

5月上旬，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委派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

廖仲恺（1877－1925年），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早在1903年，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在全力辅助孙中山的同时，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领袖。

6月16日，500多名国共两党代表聚集黄埔，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辞，指明军校宗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两侧：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此外，孙中山还亲自制定“亲爱精诚”四字为军校校训，并批准军校校歌。

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显赫声名的“黄埔军校”就这样诞生了。

黄埔军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组成的校本部为最高领导。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部和总教官室，后增设教育长、参谋处长，教授部与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各部均改为处。后又增设军法处、军械处和入伍生队总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共500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还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亚和泰国的革命青年。

黄埔军校坚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军事教育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既学习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射击规范等军事理论，又训练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等军事技术。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作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谭延凯、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何香凝、鲁迅等人也应邀到该校作过专题讲座。军校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人为主体，他们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

黄埔军校一俟成立，就在国民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挑唆和怂恿下叛乱。军校师生英勇出击，仅一天内就彻底打垮叛军。次年初，盘踞于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北上，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之际，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两个团为主力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同年6月，驻广州的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远征东江，在广州举兵叛乱，广州国民政府一度陷于万分危急之中。黄埔学生军奉命回师广州，很快击溃叛军。这时，被打败的陈炯明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再度东征。此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他们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接着，兵分三路直捣东江，于11月初平定了广东最凶顽的军阀陈炯明。

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同呵护下，黄埔军校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红军”。

风云际会话五卅

国共合作结出的另一个硕果是工农运动再起高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高压下，工农运动暂时处于低谷。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如春风化雨，催发了各地的革命新苗，工农运动呈现出一派生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随即，上海、青岛两地率先翻腾起革命的浪花。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发动了罢工。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罢工很快取得胜利。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竟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身亡，另10多名工人受伤。

日商的暴行引发了工人更激烈的反抗，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立即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将隐伏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革命潜流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大潮。上海各界闻风而动，最早响应的是青年学生。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复旦、交大、法政、文治等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30个小队，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北站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公共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10000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4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又被巡捕逮捕。公共租界当局肆意捕人，令上海各界民众义愤填膺，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当中。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纷纷进入租界，到指定地区内进行讲演示威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整个上午，南京路附近演讲人群尚不密集，学生演讲和散发传单时，遇到英捕干涉和华捕的劝阻，但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午后，各处演讲学生以及听众越聚越多，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学生在演讲，人行道各处围满了听众。英巡捕前来驱赶，顿时现场乱作一团。混乱中100多名学生及听众被捕去，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向租界行进，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下午3点，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面对群情激昂的中国民众，英国巡捕头头爱佛生（Everson）无计可施，最后竟丧心病狂，下令向群众射击。当时，几千学生、群众在捕房门口围成半月形，距持枪的巡捕仅丈许。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计发44响，顿时死伤枕藉、血流满地，繁华的南京路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场血案中，帝国主义杀害了13名学生和群众，年龄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36岁。另有重伤数十，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的血腥屠杀，震动了全上海。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还有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三罢”斗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把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中心烧得沸反盈天。

“此时上海的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发刊词这样写道：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经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的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惩凶、赔款、道歉、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17项要求。

上海的群众运动气势磅礴且井然有序，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共成立之初，师从苏维埃俄国，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其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自然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组织和领导这场声震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其中有：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

邓中夏（1894-1933年），湖南宜章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利用上大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直接推动了五卅运动的开展。1925年，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5月被捕。9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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