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十二年,八月十五。
中秋之夜,启元城中央广场上搭起了巨大的戏台,台下人头攒动,连周围的屋顶都坐满了人。这不是传统的戏曲演出,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民音乐会”。
台上,一支五十人的混合乐队正在演奏。乐队中既有传统的古琴、琵琶、二胡、笛子,也有西洋的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小号。指挥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叫周文华,曾留学法国学习音乐,如今是刚成立的“国立艺术院”音乐系主任。
此刻,乐队正在演奏他新创的曲子《山河颂》。
乐曲以深沉的大提琴独奏开始,如古老的土地在晨曦中苏醒;接着古琴加入,悠远的泛音仿佛是历史的回响;突然,小号嘹亮地响起,如同新时代的号角;最后所有乐器齐鸣,气势恢宏,描绘出这片土地从沉睡到觉醒的壮阔历程。
台下,百姓们听得如痴如醉。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既熟悉又陌生,既传统又新颖。
前排的贵宾席上,林凡和萧清月也在聆听。
“这曲子,”林凡轻声说,“有点意思。”
萧清月点头:“既有古韵,又有新声。难得的是,没有生硬的拼凑,浑然一体。”
演奏结束,掌声雷动。
周文华走到台前,深深鞠躬:“这首《山河颂》,献给这片古老而新生的土地,献给创造新时代的每一个人。”
台下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
这只是兴华十二年以来,艺术与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
三个月前,“国立艺术院”在启元城西郊正式成立。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艺术院分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四个系,每个系都秉持同一个理念:扎根传统,面向现代,融合中西,服务新民。
院长是六十八岁的老文人沈从文。他是前朝进士,却思想开明,曾参与编纂新式教材,如今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
开学典礼上,沈从文说:“艺术是什么?不是达官贵人的玩物,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是民族精神的表达,是时代脉搏的跳动。”
“我们的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新时代歌唱。”
这个理念,贯穿了艺术院的所有教学和创作。
文学系是最先开花结果的。
传统文言文虽然典雅,但百姓难以理解。而新兴的白话文,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文学系主任是四十二岁的作家李墨白。他曾是私塾先生,后接触新思想,开始用白话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新生》,讲述了一个农民家庭在土地改革前后的变化,语言朴实,情节生动,一经出版就广受欢迎。
“李先生的书写得真好啊!”茶馆里,说书先生不再讲才子佳人,开始讲《新生》,“你看这段:‘王老汉捧着新发的地契,手都在抖。这薄薄一张纸,比千斤还重。这不是纸,是全家的命根子啊!’”
听众们感同身受,许多老人抹起了眼泪。
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一些保守文人批评:“白话粗俗,难登大雅之堂!文学应当‘文以载道’,岂能如此俚俗?”
李墨白在《新民报》上撰文回应:“文言如锦衣华服,美则美矣,但百姓穿不起;白话如粗布衣裳,虽不华丽,但人人可穿。文学之道,在于传递思想,感动人心。若百姓看不懂,再美的文字又有何用?”
这场“文白之争”持续了数月。
最终,林凡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态:“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官方文书、学术着作可用文言,以求严谨;文学创作、民众读物宜用白话,以求普及。不必强分高下,但求各得其所。”
这个表态平息了争论。从此,白话文学蓬勃发展。
除了小说,白话诗歌、散文、戏剧也纷纷涌现。年轻诗人徐志远创作的《新中华颂》,用白话写出了豪迈气势:
“不再是跪着的民族,
不再是沉睡的巨龙。
我们站起来了,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种下新的希望……”
这首诗被谱成歌曲,在学堂传唱,在街头朗诵。
绘画系的变革更加直观。
传统中国画讲究“写意”,重神似不重形似;西洋油画讲究“写实”,追求逼真再现。二者如何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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