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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再度出山。十月，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曾国藩弟国华战死于安徽三河镇，&ldo;痛愤之馀&rdo;，曾国藩急召在家奉养母亲的李元度，叮嘱他&ldo;千万速来&rdo;。李元度不负期望，闻命即行，其时，李母&ldo;病殊未愈，将成半身不遂之症&rdo;矣。李元度这次来营，曾国藩并未委任军事，而让他充任文案。因为，李元度虽在最困难的时候亲临战阵，为湘军稳住了阵脚，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ldo;敏捷清挺无俗尘&rdo;的好笔墨，任&ldo;参谋&rdo;&ldo;可得一当&rdo;，并不适合&ldo;专以治兵&rdo;。咸丰五、六年间的李元度，更像是军无大将、聊以充数的廖化，客观上不无作用，主观上则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间曾国藩对他的批评，读者可观大概：

&ldo;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rdo;（五年七月十六日）；此处批评李元度报喜不报忧，军情不实，埋下诸多隐患。

&ldo;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rdo;（五年七月廿四日）；&ldo;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rdo;（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处直揭作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

&ldo;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rdo;（五年八月十五日）；&ldo;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髮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rdo;（六年五月九日）；此处批评李元度谎报战功。

&ldo;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rdo;（同上）；当日，江西民众乐于&ldo;从贼&rdo;，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ldo;从贼&rdo;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ldo;辱及先人&rdo;之举大为不妥，必为&ldo;有识所笑&rdo;，故加以劝阻，并特别嘱咐不可冒用&ldo;贱衔&rdo;。

&ldo;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lso;非秦者去，为客者逐&rso;。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rdo;（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则批评李元度治军不遵守湘军&ldo;家法&rdo;，并在军中大开地域歧视之风，为患实巨。湘军&ldo;家法&rdo;，其本质在于三&ldo;宜&rdo;：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军，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权宜专。什么是事权宜专呢？曾国藩说：

&ldo;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rdo;；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因，则根源于湘军的招募制度。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来组建部队，那么，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上级对下级，只问点名是否应卯、遣调是否及时、作战是否出力；而下级本辖之权，尤其是人事权，上级例不干涉。因为，治军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标，不过基层士兵于危险之际能够懔遵军令、以命相从而已；要做到这个目标，前提则在于日常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可靠；能否做好这两项工作，又赖于各级军官对本辖人员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关键则在于各级军官必须拥有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权限。&ldo;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rdo;。

李元度治军则不然，他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论，这种管理无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这种管理的前提是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实现组织目标需要成员具备极强的创造力。但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躯构成、用来杀伐攻取的庞大机器，纪律（等级）严明重于个性发扬，令行禁止甚于往复辩难；否则，令以言歧，法以情乱，必然降低杀人机器的运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参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军中隐情的前提下，奖罚生杀皆自己出，不滥罚，不枉赏；但是，对于三千多人的平江军来说，一人之心力或有时而穷，一人之目力或有时而尽，追求最精确的管理，反而堕入最混乱的迷宫。一些基层士兵、军官或因这种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获得福利，对李统领个人抱有好感，&ldo;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rdo;。但是，限于精力，领导关怀只能落实到有限的个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与此同时，中上层军官的权力和威信却已受到破坏，并直接导致对本级职权的放弃。于是，更多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获得一种无拘无束的&ldo;自由&rdo;，既感受不到来自最高级指挥官的&ldo;爱&rdo;，也不用体会针对直管上级的&ldo;畏&rdo;，从而严重影响全军在&ldo;危险之际&rdo;执行命令的效率，所谓&ldo;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rdo;。&ldo;畏而从之&rdo;，是军事制度的&ldo;恒态&rdo;；&ldo;爱而从之&rdo;，则是超越制度的&ldo;变态&rdo;。李元度秉文人之质，抱妇人之仁，妄以&ldo;变态&rdo;为&ldo;恒态&rdo;，乱了湘军的家法，曾国藩不得不多费口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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