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炎合上那摞复印材料的时候,窗外已是夕阳。橙红色的光透过柿子树稀疏的枝叶,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井台边的吵闹声已经歇了,赵婶端着盆回屋做饭,锅铲碰铁锅的声响从各家厨房里此起彼伏地飘出来,混着葱花炝锅的香味。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把老陈的笔记又翻了两页。
老陈在最后几页记录了几段受害者的间接案例。不是卷宗里的那种干巴巴的记录,而是他辗转从香港戒毒机构、社区服务中心打听到的只言片语。字迹有些潦草,像是边打电话边记的。苏炎凑近台灯,一行一行地辨认。
“据香港某戒毒会统计,1995年,该机构接收的吸毒者中,因吸食海洛因而死亡的人数超过百人。而该机构的统计仅覆盖香港部分区域,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该戒毒会的工作人员对老陈说:‘那一年,救护车的鸣笛声在香港的深水埗、旺角几乎没有停过。很多年轻人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胳膊上还扎着针管。’”
老陈在边缘用红笔写了一段抄录:“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案发时,因吸食该团伙贩卖的海洛因而死亡的人数已无法精确统计。仅1995年一年,香港就有超过百人因吸食毒品过量死亡。这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该团伙的供货。这些人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职业。他们不是‘受害者’三个字,他们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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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炎的手指在那个“百人”上面停了很久。
百人。不是数字,是百个人。他们住在香港的深水埗、旺角、观塘,也许有些是码头工人,有些是出租车司机,有些是刚来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生来就吸毒,也许某天在朋友聚会上有人说“尝一口没事的”。也许失恋了,也许生意失败了,也许只是想试试。一口。然后一口变两口,两口变四口。
他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老港片,片子里形容海洛因——“它比你的老婆还黏你。你甩不掉它的。”那时候他当电影看,现在他知道,那不是台词。那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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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婶的炒菜声从隔壁传来,锅铲碰铁锅,当当当。今天做的是青椒炒肉,辣味顺着风飘。老庄坐在门槛上喝粥,吸溜吸溜。大毛在院子里追二毛,二毛喊“妈,哥打我”,赵婶炒着菜头都不回:“打回去!”
苏炎放下笔,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喉咙发紧。那些戒毒会统计的“百人”,他们曾经也有人在家等他们吃饭。他们的妈妈也炒菜,也骂孩子,也端着盆从井台边匆匆走过。但后来锅铲声没了,妈妈不骂了,因为他们再也没回来。或者回来了,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
【积分+3,情感对比采集。当前积分3091点。】
老陈在笔记里夹了一张香港报纸的剪报复印件,日期是1995年12月。标题是《深水埗一日两宗猝死疑涉毒品》。内容很短:“一名四十七岁男子在深水埗一幢唐楼的楼梯间被邻居发现不省人事,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在其手臂发现针孔。”另一则是“三十六岁女子在某宾馆房间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同一区。
报纸没有说他们吸的是哪个团伙的货,但老陈在那张剪报下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据办案民警推测,这两宗死亡案件中的毒品,极有可能都与该团伙的供货渠道有关。1995年的香港,该团伙控制了海洛因市场的60%——每十个人吸食,就有六个人的货是从他们手里出去的。”
苏炎把“四十七岁”和“三十六岁”圈了起来。一个可以当大毛的爷爷,一个比赵婶还年轻。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老陈的材料里,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报纸只写了“男子”“女子”。没人知道他们叫什么,没人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
但有人记得他们。老陈记得。所以他把这张剪报夹在资料里寄过来。
苏炎把这行字抄在稿纸的边角,然后划掉。又写了一遍。再划掉。他写不出来那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不知道。他只能写那两行日期、地址、年龄。
赵婶端着一碗炒好的青椒肉丝走进老屋,“苏记者,别忙了,先吃。”
苏炎接过碗,肉丝切得粗细不匀,青椒有些炒过了头。赵婶的手艺不算好,但她每次都把肉最多的那碗留给他。他扒了一口饭,忽然说:“赵婶,您知道香港深水埗吗?”
赵婶愣了一下:“听过,不知道在哪。”
“在很远的地方。那里也有像您一样炒菜的妈妈。”
“那她们炒的菜好吃吗?”
苏炎想了想,“大概好吃吧。以前也有个女人做饭,后来她不做了。”
赵婶没追问,端起空碗走了。
苏炎看着赵婶的背影消失在灶房门口,饭菜的热气还在碗里飘着。窗外大毛和二毛的吵架声又开始了,二毛说“你踩我脚了”,大毛说“你脚长那么长干嘛”。平安被张婶抱着经过,看见大毛二毛吵架,乐得直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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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声音很远,又很近。远到隔着一千多公里,近到就在他耳朵边。
他放下筷子,重新翻开老陈的笔记。下一页是老陈整理的一份“相关死亡案例不完全记录”。不是卷宗里的正式文件,是老陈自己从公开报道中摘录的。苏炎一条一条看下去,看得胸口发闷。
“1995年1月,香港九龙,男子吴某,四十一岁,吸毒过量死亡,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妻子靠超市收银的微薄工资维持一家生计。”
“1995年3月,香港沙田,男子李某,二十九岁,未婚,吸毒后产生幻觉坠楼身亡。他的母亲哭瞎了双眼,从此再也没有出过家门。”
“1995年7月,深圳罗湖,女子陈某,三十二岁,因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去世。她去世前三个月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那时她的丈夫已经被她传染了。”
“1995年11月,广州白云,男子黄某,四十五岁。曾是工厂的车间主任,技术骨干。吸毒后丢了工作,卖了房子,妻子离婚,上初中的女儿辍学。他在一个废弃工棚里被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苏炎把最后一条看了两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黄某四十五岁,不算很老,他应该有父母,也许还健在。他有过妻子、女儿。他害了自己,也害了她们。
【积分+8,受害者案例采集。当前积分3099点。】
窗外,赵婶又骂大毛了。大毛说“我不吃青椒”,赵婶说“挑食的你给我吃”。大毛夹了一筷子咽下去,脸皱得像苦瓜。苏炎看着这一幕,忽然想,黄某的女儿现在多大了?应该快四十了。她偶尔想起父亲的时候,会不会记得他以前也坐在饭桌边,嫌弃青椒太苦?
苏炎闭上眼睛,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他写文章从来不怕写数字,598.85、76.2%、600万、31万。但那些数字底下的人命才是最难写的。他们不是英雄,不是烈士,他们是被毒品拖进深渊的普通人。他们在坠入深渊之前也曾经笑过、吃过饭、骂过孩子。
可无数个黄某,最后不是被老村长和赵婶“烧掉”的罂粟,而是另一株长在香港、深圳、广州的角落里的罪恶之花。那株花的果实不是种出来的,是那些贩毒组织用快艇、暗格货车和一张看不见的网运到瘾君子手里的。
老村长那天问大伙:“这东西不能让它活着。各位听明白了吗?”他指的是山上的罂粟。但那些树在铁窗里的人,当时也没能让身边的东西“活着”。
苏炎又想起了王局长电话里的声音:“该团伙被打掉后,香港毒品市场供应告急,毒品黑市价格短时间内暴涨。”一个团伙能影响一个城市的毒品价格,那得多少人吸?得多少人死?
老陈在笔记里写了一个办案民警的原话:“这案子办完以后,我们没有开庆功会。大家坐在会议室里,谁也笑不出来。因为案子虽然破了,但那些已经死的人回不来了。那些正在吸毒的人,我们救不了每一个。”
苏炎在老陈那句“救不了每一个”下面画了线。
他忽然站起身走到窗前。天边的云烧成暗红色,赵婶家的灯亮了,张婶家平安的哭声从窗户里飘出来。明天大毛还会跑,二毛还会追,赵婶还会骂。这些日子,是那些禁毒警察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换来的。
苏炎回到桌前,重新铺开稿纸,在“救不了每一个”底下写了几行字——
“他们救不了每一个。但他们会救下一个,再下一个。直到每一个。”
那几行字不大,但他觉得那是一个记者能写的最大篇幅。
他将稿纸合上,放进抽屉。床头的钟指向晚上十点半。大毛二毛大概已经睡着了,平安大概刚喝完奶,念宏大概在梦里蹬被子。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来,照在井台边,照在桃树上。苏炎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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