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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康中锋开着车,和曹广杰一起到城东路的巨龙阁浴池见了那两个人。在浴池的包间里,曹广杰交给其中一个人块钱,说是“定金”。他还让康中锋画了一张康建伟家的地图,那两个人拿着地图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又让康中锋开车带着他们去二里岗厨具市场买了两把匕首。最后,康中锋把车停在离康建伟家不远的地方,指着那座二层小楼说:“就是那家,门口有棵老槐树。”
5月18号中午,专案组在郑州航海东路的省建浴池,将康涛抓获。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城府,一见到民警就慌了神,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3月16号下午,他接到曹广杰的电话,让他去经三路东源宾馆给两个“东北来的广州人”开房间。3月17号上午,他还带着康建伟参加选举时的录像带,到宾馆给那两个人看,给了他们1000块钱生活费,还把康建伟的照片交给了他们。案发之后,他又按照曹广杰的吩咐,给其中一个凶手送去了块钱“尾款”。康涛说,那两个人里,有一个好像叫“小伟”。
康涛和康中锋描述的两名凶手的体貌特征,和周建梅之前反映的基本一致。案情取得了重大突破,曹广杰成了本案的关键人物。可“小伟”只是个外号,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没人知道。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只知道外号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再次展开深入调查,发现案发前一段时间,曹广杰和广州有过多次电话联系。5月20号,副局长张俊带着几名民警,登上了南下广州的飞机。
5月21号上午,张俊等人在广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先后到新市镇派出所、矿泉派出所、三元里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暂住人口进行全面排查。他们翻阅了3000多名暂住人口的登记资料,眼睛看得酸涩,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小伟”年龄和体貌特征的人。
当天傍晚,张俊在广州市局刑侦支队民警小谢的陪同下,在三元里大街挨家挨户地走访。走到5巷27号时,房东老太太向他们抱怨:“这里之前住过一家三口,男的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大概25岁,女的带着个一岁多的小孩,听口音是北方人,说普通话。3月24号早上,男的出去了,上午10点多,女的也带着孩子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房租还欠着呢!”
张俊心里一动,立刻让房东打开了那间屋子的门。房间里收拾得还算整齐,不像仓皇逃离的样子。侦查员们仔细搜查,在一本破旧的台历上,发现了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字:“吴连梅,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铁厂镇西帽尾”。在里屋的双人床底下,他们找到了一本病历和一张女人的照片,病历上写着一个男孩的名字“蒋浩楠,1.5岁”,照片上的女人正是台历上提到的吴连梅。
更关键的是,在床头柜右侧的墙上,贴着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是“0371-6881××××”。虽然号码中的“618”几个数字被人用刀刮过,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痕迹。而这个“0371-6881”开头的号码,正是曹广杰办公室的电话!
张俊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情况紧急,立即北上吉林寻找吴连梅,查清“小伟”的真实身份;同时留下侦查员朱晓斌在广州,会同广州警方严密监控这间出租屋,防止嫌疑人返回。
5月22号中午,张俊带着侦查员陈国伟登上了飞往吉林长春的飞机,当天晚上11点就赶到了通化市。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查到了吴连梅的信息:24岁,住通化市二道江铁厂镇西帽尾22组。
可当他们找到吴连梅家时,她的家人却显得十分警惕,眼神躲闪,对民警的提问避而不答,甚至连吴连梅的丈夫叫什么都不肯说。5月24号上午,张俊等人再次来到吴连梅家,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连梅出去好几年了,没结婚就生了孩子。前阵子好像回来过,带着孩子,没过几天又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当天下午,张俊在铁厂镇派出所开了个座谈会。派出所指导员突然想起一件事:“前几天,吴连梅好像来所里,给她爱人办过临时身份证,还是熟人介绍来的。”民警们立刻查阅了5月21号的身份证登记表,上面赫然写着:吴连梅的丈夫叫蒋伟,25岁,住铁厂镇西环北25组,初中文化,在市矿务局铁厂处洗煤厂第二小学工作,体貌特征是“矮个子,较胖,小平头”——这和之前掌握的“小伟”的特征完全吻合!
进一步调查发现,半个月前,蒋伟去了北京。5月21号下午,吴连梅带着蒋伟的临时身份证和孩子,跟蒋伟的姑姑、姑父等人也去了北京。5月25号一大早,侦查员调取了蒋伟家的电话长途记录,发现从1月12号到5月8号,蒋家的电话一共跟北京联系了19次。而郑州的专案组民警在七里河村调查时,电工班班长也反映,他曾在村委办公室值班时,接到过曹广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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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越来越清晰。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常世忠会同政委王建中,研究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随后带领大队长王铁山、副大队长马英举、侦查员赵连庆等人,开车从郑州赶往北京。张俊也带着刑警从长春直飞北京。5月26号,两路人马在北京汇合。
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他们查到,位于北京市东外斜街44号的红利饭店,是吉林通化人徐静秋开的。今年5月初,一个矮个子、小平头、圆方脸的通化老乡找到徐静秋,说想在北京开个饭店,让她帮忙找个地方。徐静秋后来在朝阳区麦子店,帮这个人盘下了一个店面,开了家东北风味饭店。
当天晚上8点40分,张俊带着侦查员张朝西,在徐静秋的指认下,来到麦子店的那家东北风味饭店附近侦查。他们在饭店对面的一个小饭馆坐下,拿出蒋伟和吴连梅的照片,密切注视着对面的动静。大约15分钟后,一个女人在饭店里来回走动,张俊一眼就认出,那正是照片上的吴连梅。5分钟后,一个矮个子男人从屋里走出来,到隔壁饭店看了看,又回到了自己的店里——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小伟”蒋伟!
晚上10点多,蒋伟在麦子店街被警方抓获。审讯室里,面对铁证,蒋伟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供述了他在曹广杰的雇佣下,伙同“林子”在郑州杀害康建伟母子的罪行。他说,曹广杰一共给了他们5万块钱,“林子”是他在广州火车站认识的,身高一米八左右,吉林人,在广州火车站倒卖火车票,真实姓名他不知道。
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常世忠局长带队,押解蒋伟返回郑州;一路由王铁山大队长带队,继续在北京调查;第三路由张俊副局长带队,搭乘第二天中午12点10分的飞机再次飞往广州,抓捕“林子”和曹广杰。
到了广州,侦查员们在火车站附近摸排了两天,却始终没找到“林子”和曹广杰的踪迹。5月29号上午,有人向他们反映,火车站地区有个“倒票大哥”,在这一带混了17年,对所有倒票的人都了如指掌。民警们立刻找到这位“大哥”,他想了想说:“没听过叫‘林子’的,不过有个叫‘少林’的,一米八左右,吉林人,长得挺壮,就住在三元里附近。”
常世忠局长得知后,建议押解蒋伟到广州指认。当天晚上,他亲自带队,押着蒋伟乘坐火车赶往广州。一路上,常世忠没离开蒋伟身边,和他同吃同住,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讲法律,讲政策,也讲人情。蒋伟被这位公安局长的真诚打动了,答应配合指认。
有了蒋伟的指认,加上“倒票大哥”的帮忙,抓捕“少林”变得易如反掌。“倒票大哥”给“少林”打了个电话,说有笔“好生意”介绍给他。没过多久,一个高个子男人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约定的茶馆,刚坐下就被埋伏在周围的民警抓获。他正是“林子”,真实姓名叫杜少林。
经过审讯,杜少林对1999年3月21号在郑州七里河村杀害康建伟母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6月3号中午,蒋伟和杜少林被押解回郑州。至此,321大案的主要凶手全部落网,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七里河村副村长曹广杰是这起雇凶杀人案的主谋。
可曹广杰自从3月23号失踪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两个多月来杳无音信,手机和传呼机都停了机,家人也说没联系过他。专案指挥部决定,对曹广杰的亲戚朋友进行全方位监控,重点排查他曾经工作过的双凤皮鞋厂。
调查发现,曹广杰在双凤皮鞋厂工作时,经常去江苏无锡联系业务。他的表哥苗顺平,平时和他关系密切,曹广杰失踪后,苗顺平曾多次去无锡“出差”。6月18号,在警方的强大压力下,苗顺平终于交代:4月30号,曹广杰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出了大事,不敢回家,约他在无锡长安宾馆见面。5月1号,苗顺平和亲戚张建军从郑州坐火车到无锡,在长安镇长安宾馆附近,给了曹广杰3万块钱,帮他继续外逃。
侦查员调取了苗顺平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除了4月30号曹广杰在无锡打来的电话,还有几个山东烟台的号码。6月19号,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张俊带队去无锡,一路由王铁山带队去烟台。
6月24号,烟台的侦查员在温泉路一家工厂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查到了与江苏靖江一个叫孙金贤的人通话的记录。而孙金贤的亲戚陆某,正是一家皮鞋加工厂的老板——这和曹广杰之前在双凤皮鞋厂的工作经历对上了。
6月25号,民警找到陆某时,他很快就把消息告诉了孙金贤。6月30号,侦查员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孙金贤抓获。孙金贤交代:曹广杰4月初来找过他,他用自己的身份证给曹广杰在中亚大厦开了房间。曹广杰说自己“和老总出了大事,不敢回去了”,想长期躲在靖江。孙金贤不但没报案,还把他藏到了自己堂弟家。6月25号,孙金贤得知警方在找曹广杰,又给了他6万块钱让他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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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什么老总?”侦查员追问。孙金贤说,曹广杰告诉他,“老总是人大代表,为了他的前途,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回去。”还让孙金贤转告“老总”,“把我的房子租出去,有机会带我爱人和孩子到沿海看看,过年过节用车的时候,让他们多关照。”
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老总”。专案组立刻召开会议,分析认为这个“老总”很可能就是整个案件的幕后真凶。经过调查,七里河村只有一个人大代表,就是村委会主任康岭山,他同时也是七里河村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村里人平时都叫他“老总”或“大哥”。
进一步调查发现,曹广杰外逃期间,康岭山的弟弟康金山多次和他联系,还托人给曹广杰送去了19万人民币。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康岭山。
7月13号,郑州市公安局向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和管城区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康岭山采取强制措施的请示报告》。两级人大常委会很快批复,同意对康岭山采取强制措施。当天中午,专案组依法传唤了康岭山。
审讯室里,康岭山一开始还想装糊涂,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底下人干的”。可在警方摆出的一系列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汗水浸湿了衬衫。几个回合下来,他终于低头认罪,供述了自己幕后操纵雇凶杀人的全过程。
1998年10月,七里河村进行村委换届选举,候选人是康岭山和康建兴,村委委员候选人包括康增群、康长生、康建伟、曹广杰等7人。选举中,部分村民推荐康建伟作为村长候选人,可最终康岭山、康建兴、康建伟三人的票数都没过半,第一次选举失败。
康建伟等人对选举结果不满,多次到省市区上访,反映村领导班子存在的吃喝问题、经济问题、选举不合理等16项问题。1999年1月8号,第二次选举再次失败,康建伟等人继续上访,管城区委也对七里河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让康岭山和曹广杰又气又怕。
1999年3月初,康岭山在办公室里和曹广杰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现在不安定因素抬头,得想办法治理一下。”康岭山意有所指地说。曹广杰心领神会:“老总,要不找两个广州人‘修理’一下康建伟?真出了人命,我来担责任。”康岭山立刻点头:“行,你看着办。”
3月18号上午9点多,康岭山在城东路某酒店参加人代会,曹广杰找到他的房间:“老总,广州人已经来了,昨天住宾馆了,也认过门了。”康岭山叮嘱道:“广杰,可不敢出意外啊。”曹广杰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这事不用您管,真出事了,我兜着!”
3月21号晚上,康建伟母子遇害。3月23号,康中锋被抓,曹广杰慌了神,提出外逃,让康岭山照顾他的家人。康岭山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吃的,你家老少我都管。”随后,曹广杰开始了逃亡之路。4月10号,康金山告诉康岭山,曹广杰打电话要16万,康岭山让弟弟把钱送到江苏,还让他转告曹广杰“再也不要回来了”。
2001年2月5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惊中原的321特大雇凶杀人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康岭山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赔偿受害者家属人民币2万元(后终审改判为无期徒刑);杀手蒋伟、杜少林被判处死刑,附带民事赔偿3万元;参与雇凶的康中锋被判处无期徒刑,康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二人各附带民事赔偿1万元;康金山等4人因窝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七里河村的那排小洋楼依旧矗立在京珠高速旁,只是村民们路过康建伟家的老槐树时,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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