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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遥祭的陌生人（第2页）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朝鲜族人，背有点驼，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听说要问济南时期的事，他先是眼神躲闪，直到老崔拿出政策：「你要是能提供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减刑。」

朴汝春沉默了半晌，终于开口了。「河下谷清……我认识，」他说，「1941年在济南，我跟他一起干过事。」

原来，朴汝春是伪满洲国培养的特务，1940年被派到济南，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河下谷清当时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表面上是「反战人士」，经常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活动。「其实那是个圈套，」朴汝春说，「他让我冒充韩国反战分子，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中国青年聊天，套他们的话。等摸清底细，就通知宪兵队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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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崔追问：「你知道他后来去哪了吗？」

「1943年夏天，」朴汝春回忆道，「一个雨夜，我在济南火车站看见他，穿一身浅色西装，拎着个牛皮箱子。他跟我说要去上海，还说在上海有个中国老婆，是个舞女，浙江人，长得很漂亮。」

这个线索像一道光，照亮了僵局。吴一竹接到电话后，立刻拍板：「查上海的舞女，尤其是浙江籍的，1943年前后跟日本人有过接触的。」

上海解放初期，为了整顿治安，曾对舞厅、妓院等「特种行业」做过登记。市公安局档案室里，堆着几大箱泛黄的登记表，上面记录着每个舞女的姓名、年龄、籍贯、从业舞厅。

吴一竹带着两个助手，一头扎进了档案室。夏天的档案室像个蒸笼，风扇吱呀作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们一张张翻，把所有浙江籍舞女的名字抄在纸上，最后数了数，整整723个。

「723个，怎么查？」一个年轻助手揉着发酸的肩膀问。

吴一竹指着登记表上的「从业舞厅」一栏：「先查她们待过的舞厅，找老板问。老板对舞女的私生活最清楚。」

723个舞女，分散在39家舞厅。侦查员们兵分几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有的舞厅早就关了，老板去了香港；有的老板被判刑，在监狱里劳改；还有的老板改了行，开起了杂货铺。

二十天后，排查范围缩小到三家舞厅的三个舞女身上。

第一个叫石春平，34岁，宁波人，曾在「逍遥厅」当舞女。老板说她1941年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北方商人，那商人常去北方，偶尔回上海，邻居说见过他带枪。

第二个叫王巧玲，32岁，象山人，在「百乐门」待过。她1942年跟一个姓陈的男人结婚，1953年离婚，那姓陈的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个叫贾贤珠，34岁，江山人，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开了家胭脂店。老板说她1945年结婚，丈夫是个「会说日语的神秘男人」，婚礼上还有日本军官出席。

吴一竹把三个人的资料摊在桌上，反复比对。「石春平的丈夫带枪，可疑；贾贤珠的丈夫有日本关系，更可疑。」他决定先查石春平。

卢湾区一所小学的传达室里，石春平正在给自行车打气。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校工。看到吴一竹亮出的证件，她手里的打气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李……李某是我丈夫，」她声音发颤，「但他1951年就被抓了，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吴一竹盯着她的眼睛：「你确定？」

石春平转身从传达室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信封上的邮戳都是「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是他写的，」她说，「他以前是汪伪政府的人，抗战胜利后躲在上海，解放后被南京方面抓走了。」

第二天，吴一竹带着助手去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档案显示，李某确实在押，从未越狱。见到李某本人时，吴一竹松了口气——这人身高一米八，高鼻梁，跟徐永清描述的「矮个子、眼角有痣」的河下谷清完全不像。

排除了石春平，侦查员们又找到了王巧玲。她住在一间逼仄的阁楼里，说起前夫陈某，眼神里满是怨怼：「他是中统特务，1949年跑台湾了，再也没回来。」她拿出的离婚证上，陈某的照片是个方脸壮汉，也不符合特征。

最后剩下贾贤珠。她住在打浦桥一栋老式石库门里，侦查员找上门时，她正在给窗台上的月季浇水。看到穿制服的人，她手里的水壶晃了一下，水洒在地上。

「你们找我？」她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但眼神里的惊慌藏不住。

「想问问你前夫的事，」吴一竹说，「他叫什么？是哪里人？」

「他叫曾福山，」贾贤珠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日本福冈人，他父亲是中国留学生，娶了日本老婆。1945年我们结婚，1949年他回日本了，我们就散了。」

吴一竹让她拿出曾福山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中等身材，眼角有颗淡淡的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跟徐永清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照片能借我们用一下吗？」吴一竹问。

贾贤珠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福州的天气湿热，徐永清拿着那张照片，在台灯下看了很久。照片有些褪色，但男人的轮廓很清晰。「不是他，」他肯定地说，「河下谷清的痣比这个深，而且他说话带点东北口音，这个曾福山听说是日本长大的，口音不对。」

吴一竹拿着照片，心里犯了嘀咕。贾贤珠的惊慌眼神，曾福山与河下谷清的相似之处，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他决定再找贾贤珠谈谈。

第二次见面，贾贤珠像是有了准备。「我知道你们怀疑什么，」她主动说，「去年我跟一个叫刘小开的人处过对象，他后来卷进反革命案子被抓了，警察天天找我问话，吓得我够呛。你们上次来，我还以为是那事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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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去查了刘小开的案子，确实属实。广慈医院的堕胎记录也显示，贾贤珠去年确实做过手术。线索再次断了。

吴一竹站在黄浦江畔，望着来往的货轮，心里有些沮丧。难道河下谷清真的不在上海？还是他们漏掉了什么？

这时，市局传来消息：全市各分局、派出所都收到了协查通告，正在排查符合特征的可疑人员。

43天后，一封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举报信，被送到了吴一竹的办公桌上。写信的是个叫樊纯芳的老工人，55岁，在铁路系统干了30多年。

「1943年，我在济南铁路局待过两年，」信里写道，「认识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他说自己家在上海。去年夏天，我在虬江路旧货市场看到一个电器修理铺的老板，长得跟他一模一样，他说自己叫尤志远，上海人，祖籍昆山。但他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跟河下谷清太像了……」

信还没读完，吴一竹就抓起外套：「去虬江路！」

虬江路是上海有名的旧货市场，街道两旁摆满了旧电器、旧家具，空气中混杂着焊锡和灰尘的味道。吴一竹在市场里转了两圈，终于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那家「尤记电器修理铺」。

铺子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正蹲在地上修收音机，侧脸对着门口。他右眼角有颗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徐永清描述的特征，一点不差。

吴一竹没敢惊动他，只是在对面的烟摊买了包烟，观察了半个多小时。那男人修完收音机，跟顾客用纯熟的上海话讨价还价，听不出一点外国口音。但他拿烙铁的手势、弯腰的姿势，都让吴一竹想起朴汝春的描述：「河下谷清干活时，总喜欢把左手按在桌子上。」

就在这时，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写信的是个叫洪志勇的纺织工人，他说1943年见过一个叫「大山刚」的日本人，来他们袜子厂收购机器，腰里别着手枪，「那模样，跟虬江路那个尤老板一模一样」。

第三封举报信来自南市区的一个印刷工人，他说1944年曾帮一个日本人印过「北海币」——那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后来才知道是假的，「那个日本人，现在就在虬江路修电器」。

三封信，三个证人，都指向同一个人。吴一竹回到局里，立刻申请恢复调查小组：「收网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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