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真相,当然远非潘钜楹心中简单腹诽的“赶时髦”或“争宠”那般肤浅。
紧随广东之后,相继通电全国宣布向东北军“无条件投诚”的这两个省份。是四川与湖南。
它们处境与动机,远比地处南粤的广东更为复杂和急迫。
它们和广东一样,都是北洋集团抵御护国军北伐攻势的最前沿阵地。
但承受的压力与面临的危机,甚至比孤悬岭南的广东更加深重、更加迫在眉睫!
此时的北洋集团中枢,早已是一盘散沙,内斗不休,政令不出京城,军令难达四方。
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都忙于巩固自身权力、防备对手。
他根本无力也无意组织起强大的后续援军,去支援远在西南与中部的四川、湖南这两个战火纷飞的“前线”。
在护国军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下,四川与湖南的北洋守军损失惨重,防线摇摇欲坠。
两省督军眼看着援军无望,败局似乎已定。
距离被护国军完全攻陷,或者被迫步某些南方省份后尘,宣布“独立”并最终加入护国军阵营的时间,似乎已进入倒计时。
四川督军陈宦,在政治立场上,与龙济光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北洋体系内较为坚定的“忠袁”派。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绝不愿意接受战败的命运,更不甘心屈身加入他视为“叛逆”的护国军阵营。
当然,支撑这份“忠诚”的基石,或许根本上还是不愿失去,他作为一省督军的赫赫权势与既得利益。
眼看着袁世凯这棵大树将倾,而北洋内部又无人施以援手,陈宦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绝望之中。
湖南督军汤芗铭,此刻的处境则更为尴尬和危险。
他起初同样是打着“忠袁”旗号的地方实力派。
但在护国军凌厉的攻势下,湖南接连丢城失地,局势迅速恶化。
为了尽快停止这场似乎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保住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
汤芗铭病急乱投医,听信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劝说或暗示。
参与了那份着名的“五将军密电”事件,间接向袁世凯施加了压力。
这一举动,使他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困境。
在袁世凯眼中,他已是不忠的附逆之徒,憎恶有加。
在北洋内部,段祺瑞虽可能暗许,但鞭长莫及,无法给予实质支持。
冯国璋则更多是冷眼旁观,甚至可能将其视为棋子。
汤芗铭发现自己正处于被各方嫌弃的孤立状态。
只能依靠手头日益衰弱的兵力,在护国军的猛攻下苦苦支撑,朝不保夕。
就在这山穷水尽、几乎无路可走的绝境时刻。
广东督军龙济光那份向东北军“投诚”的通电,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为陈宦和汤芗铭照亮了另一条可能绝处逢生的道路!
……
龙济光“扯虎皮做大旗”的示范。
即通过宣布投靠正在“抵御外侮”的东北军,为自己披上“爱国御外”的正义外衣,从而在道义上束缚、迟滞护国军的进攻!
这让他们看到了保住现有权势的一线曙光!
于是,陈宦与汤芗铭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学习”并效仿了龙济光的做法。
他们相继向全国发表通电,高调宣布四川、湖南两省,也将“无条件”加入到“正在英勇抗击列强侵略”的东北军阵营之中!
他们同样在电文中恳请东北军政府“指导”、“接管”,并表示愿意“深造”,措辞与龙济光如出一辙!
陈宦和汤芗铭心中拨打的算盘,与龙济光几乎一模一样。
四川、湖南两省,与沈阳同样隔着千山万水,距离遥远。
等到东北军政府真有余力,并且决定派出军政人员跋山涉水前来实地“接管”时。
恐怕远东的战事早已尘埃落定,天下大局亦已明朗。
到那个时候,交不交权、如何安置,恐怕很大程度上已由不得他们这些小军阀自己做主。
而是由最终胜利者的意志和力量对比来决定。
而现在,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解决眼前的生存危机。
通过扯上东北军这张“抵御外侮”的“虎皮”,他们有可能立刻在舆论和道义上对护国军形成反制,吓阻或至少暂时迟滞其攻势。
护国军若继续猛攻,就要背负“不顾民族大义、攻击御外力量”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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