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愿一试?”
沈墨轩那清晰、沉稳、目标明确的提议,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在哈里斯看似坚不可摧的理性壁垒内部,激起了剧烈而深沉的震荡。手术室里冰冷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体,压迫着每个人的胸腔。无影灯炽白的光芒下,时间被拉长、扭曲,每一秒都承载着千钧重量。
哈里斯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那里,如同一尊用手术刀和消毒水雕琢而成的塑像,背脊依旧挺直,戴着橡胶手套的双手垂在身侧,指尖却几不可察地微微蜷曲了一下。沈墨轩的话,像一把特制的钥匙,并非试图蛮力撬开他的信念之门,而是精准地插入了锁孔——那把锁的名字叫“患者安全”与“手术成功率”。
然而,转动这把钥匙,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上的认同,更是一种本质上的“信任”跨越。信任一种他全然陌生、甚至曾嗤之以鼻的医学体系中的具体方法;信任眼前这位二十年未见、道路迥异的故人,其技艺与判断足以在生死攸关的外科手术中担当“辅助”之责;更深远的是,信任自己能够控制这个前所未有的“变量”,使其不至于干扰、甚至毁掉自己赖以立命的、严谨如精密机械般的外科流程。
他的目光从沈墨轩那双沉静而坚定的眼睛上移开,重新投向手术台上那个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生命体——老栓。监测仪上那跳动着的不稳定波形,是老栓正在流逝的生命力的电子化哀鸣。麻醉师等待指令的眼神里,也写着清晰的忧虑。是的,风险极高。标准流程下,这台手术的死亡率也不会低。任何额外的“变量”,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万一呢?
这个念头如同鬼魅,悄然滋生。万一沈墨轩的方法,哪怕只能将血压稳定那么几个毫米汞柱,将心率放缓那么几下,将手术应激反应削弱那么一丝……在如此危重的病人身上,这一点点的改善,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野。这是他作为顶尖外科医生的经验告诉他的:在极限状态下,微小的优势可能决定全局。
就在这激烈的内心权衡中,一段几乎已被岁月尘封的记忆碎片,毫无征兆地、异常清晰地浮现于哈里斯的脑海。不是关于沈墨轩,而是关于另一个中国人。
柏林,夏里特医院,教员休息室。大约也是二十年前。
那时哈里斯还是个沉浸在德国外科技术中的年轻进修生。某日午后,他无意中听到医院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间或夹杂着德语中生硬的“Akupunktur”(针灸)这个词。出于好奇,他凑近了些。原来,几位教授刚刚接待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姓林,似乎是一位对传统医学和现代生理学都有研究的医生。那位林医生(他们称他dr.Lin)带来了一些关于针灸镇痛和调节自主神经功能的初步临床观察记录,虽然粗陋,但其中一些案例描述和身体反应图表,引起了这几位对“替代疗法”持开放态度的老教授的兴趣。
哈里斯记得自己当时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余绪,与建立在解剖和生理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格格不入。他甚至私下对同伴评论过,认为那些老教授是“被异国情调迷惑了”。然而,此刻,在天津这间生死攸关的手术室里,那段记忆中的零星对话碎片,却莫名地被唤醒:
“……林医生指出,在某些特定穴位施加刺激,似乎能影响手术后的肠道蠕动恢复……”
“……疼痛阈值的变化值得注意,虽然机制不明……”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充分监控下,或许有探索价值……”
当时他充耳不闻的片段,此刻却像遥远的回音,隐隐与沈墨轩的提议产生了某种奇异的共鸣。那位林医生……他后来似乎去了上海?哈里斯模糊地想着。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二十年前的柏林,在最顶尖的西医殿堂里,就已经有严肃的学者,以科学探究的态度(而非盲目接受),去审视这种来自东方的古老技艺。这至少说明,它并非全然是无稽之谈。
记忆的闪回,如同一道细微的裂缝,出现在哈里斯绝对确信的心墙上。它没有说服他,却微妙地动摇了那份“全盘否定”的绝对性。也许……也许这里面,真的存在某些尚未被现代科学充分理解、但基于大量经验观察的“现象”?尤其是在调节疼痛、应激和某些植物神经功能方面?
然而,理性的警报立刻拉响。即使存在“现象”,距离将其安全、可控、可预测地整合进一台急性阑尾炎穿孔伴休克病人的急诊手术中,还有巨大的、未知的鸿沟。在柏林,那只是纸面的讨论和粗浅的观察;在这里,是刀刃上的舞蹈。
他的思维迅速切换到风险评估模式,这是他作为战地外科医生和诊所负责人的双重本能。在自家诊所,进行这样一场公开的(至少对在场的助手、护士、麻醉师而言)“中西医合作手术”,意味着什么?
医学风险:针刺是否会引起无法预料的肌肉痉挛,干扰手术操作?是否会因刺激引发迷走神经反应,导致心率血压进一步恶化?所谓的“安定神气”、“稳定心脉”效果,如何与麻醉药物的作用区分?如果手术失败,病人死亡,那么“术中使用了未经证实的中医方法”这一事实,很可能成为他无可推卸的责任漏洞,甚至可能被指控为医疗不当。
职业声誉风险:哈里斯现代外科诊所的立身之本,就是其“纯粹”、“先进”、“科学”的欧陆血统。引入针灸,哪怕只是作为辅助尝试,也无疑是在这块纯色的招牌上,涂抹了一道“不伦不类”的异色。消息一旦传开(在租界这个流言蜚语传播极快的小社会里,几乎必然),那些原本信赖他“绝对现代”的欧美侨民和华人精英客户会怎么想?那些本就对中医将信将疑、前来寻求“完全不同”体验的人,会不会感到困惑甚至背叛?而那些保守的西医同行,更会视此为对专业性的妥协与堕落。
法律与伦理风险:手术同意书并未涵盖“针灸辅助”这一项。尽管情况危急,可视为紧急救治的必要延伸,但终究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如果出现纠纷,这将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此外,这本质上是一次未经严格设计的临床实验,缺乏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与他所信奉的医学研究规范相悖。
每一个风险,都如同手术刀般清晰、冰冷,陈列在他思维的解剖台上。同意沈墨轩的提议,意味着他将以自己的专业声誉、诊所前途、甚至可能的法律责任为赌注,去押一个在他看来胜率极低的可能——即针灸能在如此危重的情况下,提供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的辅助。
他的目光再次与沈墨轩相遇。对方依旧站在那里,穿着临时凑合的手术衣,手中的银针在无影灯下反射着微弱但执着的光。没有催促,没有辩解,只有一种沉静的等待,仿佛将决定权完全交出,却又对自己的道路充满无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与理论思考的沉淀。哈里斯能感觉到。
他又看了一眼老栓。病人的呼吸愈发艰难,每一次吸气都带着痰鸣,脸色灰败中透出死寂的青紫。监测仪的警报音调似乎变得更为尖锐。没有时间了。
在战地,他做过许多在后方医院看来风险极高的决定,截肢、脏器修补、在炮火中转移伤员……那些决定基于对伤情的准确判断、对自身技术的自信,以及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场逻辑。此刻,他仿佛又置身于那种熟悉的、高压下的决策情境。只不过,敌人不是炮弹和枪伤,而是复杂的感染、衰竭的生理机能,以及横亘在两种医学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
沈墨轩的提议,就像是在鸿沟上方,提议架设一道极其纤细、从未有人走过、不知承重如何的绳索桥。而他,需要决定是否让这个垂死的伤员,在走过自己铺设的(手术)主桥的同时,也尝试握住那根绳索作为额外的、或许能提供一点点稳定的依凭。
赌注巨大。但不行此险招,按照常规推进,伤员的生存概率同样渺茫,而且他将失去一个亲眼验证(或证伪)某种可能性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作为一个科学家(尽管他更愿自称技术专家),对未知的探究欲,哪怕被深深压抑,也在这种极端情境下悄然抬头。
更重要的是,沈墨轩那句“使患者能以最佳状态接受你的手术”,像魔咒一样萦绕不去。这触及了他作为外科医生最核心的骄傲与追求——完美地完成手术,挽救生命。如果……如果真有方法能稍微优化那个“状态”……
漫长的、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沉默之后,哈里斯极其缓慢地、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每一块肌肉,幅度微小到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的动作,沉重得仿佛承载了刚才所有风险权衡的千钧重量。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深深地、带着无比严峻的警告意味,看了沈墨轩一眼。然后,他转向麻醉师,声音嘶哑但清晰地下达了命令:
“proceedwithinduction.maintainminimaleffectivedepth.”(开始诱导。维持最小有效麻醉深度。)
接着,他对沈墨轩,一字一句地说道,每个音节都像冰珠砸在地面:
“Gownandglove.Now.Rememberourterms.”(穿上手术衣,戴手套。现在。记住我们的条件。)
信任的博弈,在这一刻达成了危险的、充满限制的暂时平衡。哈里斯没有给予信任,他只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权衡和一丝被理性严密看管的好奇,授权了一次被严格框定的、风险自担的尝试。他将手术刀握得更紧,仿佛要将所有不确定性和失控的可能,都牢牢钉死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而沈墨轩,接过了这份沉重如山的授权,迅速而沉稳地开始了穿戴。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医疗协作,更是一次跨越文化与认知深壑的、小心翼翼的探索。银针能否在手术刀的王国里找到一席之地,答案即将在这生死时速中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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