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年间,长安城里突然热闹起来——朝廷要雇四万一千个工匠修外城,工期就定了三十天。这消息一传开,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有人说“新城墙修好,长安更气派了”,有人盼着“能去工地上挣点工钱补贴家用”,连小孩都围着大人问“能不能去看工人叔叔盖城墙”。可谁也没料到,这桩挺喜庆的事,居然让一个叫薛景宣的小官,差点把脑袋给丢了。
薛景宣是雍州的参军,官不算大,日常就是帮着处理些地方上的琐事。这人有个特点,爱琢磨历史,没事就捧着本史书翻来翻去,可琢磨着琢磨着,就琢磨出了“危机感”。他看到朝廷大修城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段汉朝的往事——当年汉惠帝也修过长安城,结果城墙刚修好没多久,汉惠帝就去世了。
薛景宣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心里跟揣了只兔子似的,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他觉得“这事儿必须得告诉皇帝”,要是不提醒,万一真出了啥“大不幸”,自己罪过可就大了。于是他连夜写了封奏疏,把“汉惠帝修城后去世”的旧事摆出来,直言不讳地说“如今朝廷又修外城,恐怕一家会有大的不幸”。写完之后,他咬咬牙,第二天一早就把奏疏递了上去,连跟家里人打声招呼都忘了。
奏疏送到朝堂上,可把大臣们给气坏了。尤其是宰相于志宁,看完之后拍着桌子说:“这薛景宣简直是胡说八道!修城墙是为了加固城防、造福百姓,他倒好,拿几百年前的旧事说三道四,还说什么‘大不幸’,这不是妖言惑众吗?必须把他抓起来斩了,不然以后谁都敢乱说话!”其他大臣也跟着附和,纷纷说薛景宣“言语涉妖妄”,该治重罪——毕竟在古代,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尤其是对着皇帝说,跟“诅咒”也差不了多少。
消息传到薛景宣耳朵里,他吓得腿都软了,瘫坐在椅子上,心里直后悔“当初怎么就一时冲动递了奏疏”。家里人也哭哭啼啼,准备着要去监狱给他送点衣服被褥,都觉得“这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了”。雍州的同僚也都躲着他,生怕被牵连,连平时跟他关系好的人,见了面都绕着走。
可谁也没料到,唐高宗李治看完奏疏,却没发火。他坐在龙椅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默了半天,然后对大臣们说:“薛景宣这话说得是有点狂妄,听着也确实不吉利。可你们想想,他要是因为上书提意见就被处死,以后还有谁敢跟朕说真话?”
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敢再说话。唐高宗接着说:“修城墙是大事,有人担心、有不同想法,是正常的。就算他说得不对,也不该治他的罪。要是把他杀了,以后大臣们都怕惹祸,有话不敢说,朕岂不是成了闭目塞听的昏君?”最后,他下了道圣旨,不仅没治薛景宣的罪,还赦免了他的“狂妄之过”。
薛景宣接到赦免的消息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当场就哭了——不是害怕的哭,是庆幸的哭。后来他逢人就说:“陛下真是宽厚,我以后再也不敢乱说话了,但要是有真该说的事,我还是会说!”而朝廷修城墙的工程,也没受这事儿影响,工匠们加班加点干活,真就按期三十天竣工了。新修的外城又高又结实,老百姓走在城墙根下,都忍不住夸赞“这城墙修得好,以后长安城更安全了”。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里记这段小事,没花太多笔墨,却把唐高宗的“容言”和于志宁等人的“苛责”对比得明明白白。这不是为了夸唐高宗有多“仁慈”,而是想说明“君主要想治理好天下,必先广开言路”。薛景宣的话虽显荒谬,但他本心是“进言”而非“作乱”;唐高宗赦免他,不是纵容“妖妄之言”,而是守住了“不罪言者”的底线——只有让大臣敢说话、愿说话,君主才能听到真话,朝堂才能少出纰漏。
作者说
薛景宣这事,细想起来挺有意思——他像个“没拎清场合的历史课代表”,把几百年前的旧事硬套在当下,说话没轻重,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可唐高宗的处理方式,却跳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惯性。这里藏着个挺特别的点:古代朝堂上,“说话的对错”有时候没那么重要,“能不能让别人说话”才更关键。于志宁等人想杀薛景宣,怕的是“坏了规矩”;唐高宗赦免薛景宣,怕的是“堵了言路”。更有意思的是,薛景宣的“蠢话”反而成了一块“试金石”,试出了唐高宗的容人之量——有时候,容忍一句“不吉利的话”,比听一百句“吉利的奉承”,更能稳住人心。
本章金句
君主的“宽仁”从不是纵容过错,而是懂得:堵住一个人的嘴容易,堵住天下人的心声难。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薛景宣,知道自己的奏疏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你会选择按捺住想法不吭声,还是像原来那样不管不顾地上书言事呢?欢迎发表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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