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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致我们不愿辜负的未来（第12页）

我经历过许多次怦然心动，这算一次，可惜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因为没几天我又转学了。

调到母亲自己当校长的初中。和张萍同桌，然后花半学期学完前两年的课程，后面迎头赶上，居然考取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那所高中离老家二十公里，我寄宿在姨妈家。中间瞒着家人请假，骑自行车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小山和马莉的婚礼。

农村人结婚，问村里其他人家借桌子凳子碗筷，开辟一块收割掉庄稼的田地，请些老厨子，烧一大堆菜肴，乡里乡亲谁来了便立刻落座。

乐队敲锣打鼓，吹唢呐。

小山家应该是掏出了很多积蓄，因为一大块田地上，摆了起码四十桌，但空荡荡的，只坐了十桌不到。

大批大批熬好炖好的菜，摆在长条桌上，却端不出去。

小山的姑妈抹着眼泪跟我说：“他把疯狗打成残疾，连夜逃跑。整整三年多家里联系不到他，后来听说只有马莉接到过他的信。于是亲戚好友们劝马莉，写信给小山，让他回来自首。”

于是马莉写了这封信。于是小山回来自首。

他自首的时间，就放在这场婚礼之后第二天。

他是凶手，是囚犯。淳朴的农村人胆小而思想简单，他们不想蹚浑水，因为不吉利。这个喜宴在他们眼中，充满污浊和晦气。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穿着灰扑扑的西装，满脸喜气地放起爆竹。新娘接来了，一辆面包车停在田边。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

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在窃窃私语的几桌人中，我猛地擦擦眼泪，提着两瓶酒冲进新房，一瓶交给他，互相碰碰，干掉。

小山对我笑笑，我无法明白这个笑容里包含的情绪。苍白，喜悦，悲伤，愤怒，还有一丝淡淡的满足、解脱。

我只能砸掉酒瓶，骑上车，踩二十公里回学校。

小山的女儿起名小莉。前年我们在他家饭馆吃饭，女儿两岁。他1997年坐牢，2001年出狱，家里的饭馆早已变卖，赔偿给了疯狗家。

小山一出狱，看到家里基本没有经济收入，三间平房租出去，父母和马莉挤在一间小破屋子里。

他喝了几天酒，同马莉离婚，借了点儿钱留给父母，自己坐火车去天津闯荡。

中间路过南京，我请他吃饭。

他打着赤膊，胸口一朵火焰文身，大口喝着二锅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问：“你去天津有什么打算？”

他说：“跑运输，起码把饭店给赎回来。”

我问：“马莉呢？”

他说：“我亏欠她，现在还不了她，不管她嫁给谁，等我回老家，一定给她一笔钱。男人什么都不能欠，当然更不能欠女人。”

我已经欠了好几个女人，没资格说话，狠狠喝了半瓶。

他把喝空的酒瓶砸到地上，拎起破旧的包，说：“不用送。”扬长而去。

然后九年不见。

由于我家搬到市里，所以回去就很少到老家。直到这个国庆，我去走亲戚，路过那家饭馆，发现它又属于小山了。

我与他们再次相遇，马莉一直没嫁人，和小山2007年复婚，2010年小莉两岁。

想来想去，我只是陪伴他们的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无法照明。

我是小学班长本子上记录的不睡觉的人名，是被自己吞下肚子的考试答案，是骑着山地车来回奔跑的下等兵。

梁山伯没有下跪，他休了祝英台。可是祝英台待在原地，远远想念着梁山伯，一直等到他回家。

他们的两次婚礼，一次我有幸参加，是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第二次据说没有操办。不过，他们毫不遗憾。

至于马文才，已经不是这个故事里的人了。

而那些如流星般划过我生命的少年，有的黯然颓落，有的光芒万丈，从这里依次登场。

有口音是件性感的事

我当年从无锡初到上海，便发觉了这回事：无锡人和苏州人能互相听懂各自家的话，而且都兼通上海话。上海人对无锡话却一知半解。所谓吴侬软语，当年也怕令各朝代礼部教官话的大人们挠头不已。《鹿鼎记》里韦小宝说，西施是浙江诸暨人，说话便不如苏州的陈圆圆好听。韦大人家居扬州，江北话怕和陈圆圆不是近亲，倒和另一位流氓大亨刘邦可以套套瓷。然而扬州的说书茶馆，名闻天下，不输苏州评弹。可见只是风土不同，各有所长。

可是打我上小学开始，学校老师就不以吴侬软语为荣，而号召大家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电视，听广播，无不是一口豁亮标准的普通话，包括“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这样声音火炽的节目。所以我对口音长期战战兢兢，恪守普通话准则。大学时去旅顺玩，一个卖西瓜的东北小伙子声音豁亮：“啊瞧一瞧看一看，鸡西的鹤岗的佳木斯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大西瓜！”我过去买西瓜，对面问：“哥们你齐齐哈尔的吧？”我一愣，说不啊，我无锡人。“无锡在哪儿？”“噢，靠上海近。”“啪！”对面使手朝大腿上一拍。“你蒙我吧。就你这口音，最南你也得是河北的。”

某年假期回家，叫车。司机拿眼睛从后视镜里看我：“走哪儿？”我用普通话说地址，司机若有所思地说，“啊，那儿啊，恐怕堵，修路呢。要不我们从××××过去？”话音叵测，知地势的都知道是绕道。我转用无锡话说：“不会吧，上次回来还没见修呢？”“啊是啊，那就从原路走！”司机抹方向盘，上了路，好一会儿才拿眼睛继续从后视镜扫我，换无锡话：“你无锡宁（人）？”“是格。”司机闷了半天，临到我家前才说：“真唔不（没有）听出来。”

我周围的人，许多都有类似经历：从小就被指导要消除口音，要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无论中文外文，都得说出一口电视播音员似的腔调来——坏处是，嘴说习惯了，耳朵也就只听得清标准语。这就吃苦头了。

在巴黎，你很容易听见世界各地的口音。最好认的莫过于日本人。日语里面，出了名的少卷舌音——也不是全然没有，但如果一个日本男人说话，常给人卷舌的感觉，会让人以为是说唱乐手、不羁青年、一脱衣服就会露出文身的帮派分子。如是，日本人说英语或法语，很是好认：舌头直。包括你去听根岸英一、小林诚这些得了诺贝尔奖的先生发言，说话时也让人觉得，性情与舌头一样耿直，都不带弯的。

而一个美国人说起法语来，与日本人比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日本人说话如竹席般平整，美国人发音如波浪般翻卷。你会觉得他一句话百转千回，缭绕打卷。妩媚柔润之余，每个词的尾音都能把你卷得心猿意马。说惯英语的人，说法语发r这个音，基本都是卷出来的。法语和英语的口音其实很难改，说短词还罢了，说长词，尤其是法语和英语里拼写一样的词（比如最简单的information这类），很容易就露出本来面目。

南亚人的口音也都很好认。印度人说英语或法语，满嘴里跑舌头，一激动就抒情颤音，很容易把一些爆破音发闷了，把薄的音发厚了——就像你问他要一片火腿，他舌头一划拉，给了你半块火腿。东南亚的泰国人说话，声音打咽喉深处出来，自口腔和鼻腔同时往外发，远听着瓮声瓮气的，像铜管乐器在试音。一个泰国或印度姑娘，听声音像阿姨，一看脸，纤秀嫣然，比声音瘦弱多了。

美国人靠好莱坞电影和美剧，让美式英语席卷世界。寂寞了，有时会饮水思源，觉得英国腔好听。英国腔不吃字，不吞尾音，长短明晰，抑扬顿挫。以至于有些地方，美音英音还互较起短长。但我跟美国同学说这事，他们就皱眉，说一个美国人用英腔，就觉得这人特别事儿，不好接触，要不就是看英剧看多了……

法国人偶然也会拿口音说事，比如，正宗巴黎老师上起课，有时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里昂、诺曼底、马赛法语，有哪几个词发音诡异，大家听了发一笑，也就算了。但除了学校教语音的老师，没谁会特别在意口音字正腔圆。老师偶尔还会自嘲，说巴黎腔并不好听，还不如意大利腔法语呢——所谓意大利腔法语很容易找到，随意看出法国歌剧比如《卡门》，听那些演员一路滚舌头发音就是了。当然，人家可以说，那是为了唱歌嘛。

世上曾有过那么个时代，对口音格外细致。十八世纪时，英国绅士、法国宫廷搞社交圈子，对言辞口音精益求精，对带口音的莽撞青年，会边摇扇子边流露出高雅的不屑之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贵族，都讲究要万里迢迢去法国，学一口巴黎贵族腔，才好回莫斯科或彼得堡，显示“咱见过世面，不再是野蛮人了”。类似的，中国各朝都有“官话”制度，官员得去礼部学习礼仪，学口好官话。在那个时代，某种贵族口音犹如世袭的徽章，一张嘴就能显出家世背景、庄园犬马。所以以前，春节晚会的小品，也很喜欢用正庄京片子，来嘲笑广东话：一种特别安全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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