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孙先生1,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
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
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2,指出中共党
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
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
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
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
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
弥缝。一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
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
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ldo;共产党员不要包办
国民党工作&rdo;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会&ldo;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rdo;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
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
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
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
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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