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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27章（第2页）

1《易传o杂卦》：“《中孚》，信也。”《杂卦》可能是孔子门徒的作品，属于战国前期。

2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76页。高亨将《易经》约三分之一的孚字解释成“俘二其余的或解释成“罚”，或按传统解释成“信”。本书认为，《易经》中几乎所有的孚字都可释读为俘。在春秋时期创作的《诗经》中，“孚”字确实有信用之意，但《易经》卦、爻辞产生的时间更早，属于商代末期，需要用甲骨文和商代考古成果来解释。

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56页。

4小畜卦六四爻辞，孔颖达正义：“信能血去、惧除，乃得无咎。”

5高亨认为，随卦上六说的是文王周昌被释放回周原后祭祀西山。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76、213页。这可能是因为高亨先生没有注意到随卦全是关于捕俘和献俘的内容。

6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37页。

7《史记o宋微子世家》：“纣为淫泱，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039;乃被鬓佯狂而为奴。”

8高亨认为，观卦卦辞说的是祭祀用人牲。他的解释是，盥的程序后，迟迟未“荐”牛牲，是因为准备使用大个头的人牲：“祭不荐牲，乃因有俘，可杀之以当牲也。故曰盥而不荐，有孚蹶若。”这种解释的预设前提是，荐牛牲是正常的，荐人牲不正常，但在商代，“荐”人牲是很常见的行为，不构成转折关系。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19页。

第十九章羡里牢狱记忆

周昌这次到殷都后，作为来自西土的小番邦头领，自然要参加商朝的一些典礼。他见识了沮河弯内的商王宫殿区，自然也见识了渔河北岸经常举行大祭祀的王陵区。此外，他应当还见到了帝辛-纣王正在营建的沙丘宫等离宫苑囿。

自武丁王以来，殷都的宫殿区一直少有扩建，但到纣王时，已过去近两百年，此时，殷商国力（及人口）膨胀了数倍，对于自视甚高、精力过剩的纣王来说，建造新宫殿是他为数不多的挥霍方式之一。

根据《竹书纪年》和《史记》等后世史书的记载，纣王很热衷营建事业，建造的新王宫苑囿，北到今河北邢台市的巨鹿沙丘宫（殷都东北150公里），南到今河南鹤壁市的朝歌（殷都南50公里）：

纣时稍大其邑（殷都），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竹书纪年》）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

记o殷本纪》）

从考古可知，商人酗酒的风气很盛，献祭的牲畜和人的肢体很可能会悬挂展示，这或许就是后世“酒池肉林”传说的来源。当然，这未必是纣王首创，但只有纣王时期才让周人有机会见识并记录下来。

纣王没有计划新建一座都城，他的新宫室散布在太行山东麓约2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这可能是商王私家采邑和猎场最集中的范围。不过，使用时间越短的遗址留下的痕迹越少，在殷墟范围之外，现代考古尚未发现纣王的新宫殿。

到殷都后，周昌接触到了商人的另一种预测技术，这就是六十四卦占算，所谓的“易卦”。和传统的甲骨占卜相比，易卦占算只使用草棍进行数字推演，不需要龟甲或牛骨等耗材。

在殷都，铸铜业人群常用易卦占算。在宫殿区以南1公里的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区，80墓穴随葬有一块磨石，上面刻写着多组数字，每组都是六个，发掘者认为，数字的奇偶代表阴阳，每一组数字是“易卦”的一个卦象。这座墓属于殷商中叶（二三期之交），比周昌要早近一百年。

80磨石上的几组卦象，只有数字，还没有后世《易经》的卦名和阴阳卦象。学者尝试做出的解读2是：

1≈ot;六六七六六八”，为豫卦，卦象为：ho

2“七六七六六七”，为颐卦，卦象为：go发掘简报第三个

数字似乎有笔误，应为，

3“七六八七六七”，

4“六六五七六八”，

5“八---六六”，

6“八一一一一六”，

七六六六六七

为贲卦，卦象为：三。为小过卦，卦象为：ho为咸卦，卦象为：吴。

为大过卦，卦象为：go

商朝王室的占卜师也会使用易卦占卜，并按传统把结果刻写

到龟甲上。宫殿区南侧的小屯村是占卜师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发现过一整片龟甲，上面刻着几组易卦数字，并刻有占算结果：“贞吉”。第1组、第2组和第4组数字分别被释读为后来的“渐卦”“蹇卦”和“兑卦”。4

小屯南地出土“易卦≈ot;卜甲

1腹甲左上与左甲桥相连处2腹甲右上与右甲

桥相连处3左甲桥下端4腹甲右下与右甲桥

相连处

“易卦”卜甲上的文字与符号（放大）

周昌一直热衷研究预测未来的巫术，这次来到殷都给他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他迅速掌握了用草棍运算的“易卦”原理，并试图发展出一套更完善的预测体系。但不久之后，他就被投入美里监狱，差点成为被献祭的人牲。

从方伯到囚徒

《史记》对此事的记载有些参差。《殷本纪》载，九侯和鄂侯触怒了纣王，被制成肉酱（醯）和肉干（脯），周昌闻讯后“窃叹”（私下叹气），结果被崇侯虎告发而进了美里监狱。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美里。

这是典型的传统叙事版本，在其中，文王是商朝的忠臣。而《周本纪》则完全没有周昌担任商朝三公的记载，其所以被囚禁，是因为崇侯虎向纣王报告周昌在收买人心，各地诸侯都向往他，是王朝的重大威胁。

西伯……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崇侯虎谱西伯于殷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美里。

可能司马迁采用了不同版本的传说，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记录。至于用大臣制作肉食，则应该是后世对商代人祭宗教的一点残留记忆和改编。

从时代背景看，周昌不可能有在商朝担任“三公”的经历，况且商朝也没有这种官职，甲骨文里更没有这个词。“公”是周族人发明的词，指族长或头领，如公刘和古公亶父；用于非族长的，则有召公和毕公。虽然周朝建立后确实有“三公”之官职，是王朝最高级的大臣，但这是和商朝很不一样的制度，来自不同的语言传统。再者，作为番邦首领，周昌也不可能在商朝担任高级官职。商朝有自己的王族后裔“多子族”，任何一位族长都比周昌地位高，他没有可能进入商朝的正式权力核心。

现代史家一般不采用《殷本纪》的说法，认为是周族的强大引起了纣王的警觉。这种解释离现代常识更近一些。不过，周昌被捕时，周族还没开始大肆扩张，商人在老牛坡的崇国完全有实力管控或消灭它。

虽然商王的很多行为未必有理性的原因，但我们只能在常识层面重建历史。本书的一个推测是，作为番邦酋长，周昌此次殷都之行自然会结识一些王朝上层人物，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很难独善其身，难免被牵扯进派系斗争。此外，从周原到殷都，本身就已经超出崇侯虎的传统管辖范围，可能会引发他的不满进而找机会向纣王进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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