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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3章（第2页）

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不仅人口密度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工程有关。

这种比较和平、均等的稻作社会，还有与之“配套”的原始宗教理念。位于长江中游的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盛行一种埋葬陶器祭祀的风俗，而且是特制的大型陶“筒形器”；后来，又演变成制作巨量的泥塑人偶、动物、小杯子等加以焚烧和掩埋。我们不知道这些行为的具体含义，但它们的社会功能比较清晰，就是群众参与性强，没有财富门槛。这和缺乏战争与人祭的社会环境比较搭配。

比长江中游稍晚一点，距今5000—4900年间，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北郊的余杭区也出现了大型防洪“良渚古城”，以及复杂的灌溉堤防体系。这座古城一度接近了早期国家的门槛，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层，贵族统治者有建在土筑高台之上的豪华殿堂，墓中随葬大量精美玉器，有些高级玉器上还刻着宗教意义明显的“神人兽面纹”和神鸟纹，可见祭司阶层比较活跃。

在良渚古城的繁荣阶段，并未见到人祭现象，而且它的繁荣只维持了一两百年，然后王这一级别的宫殿和墓葬都消失了，社会又退回到部落林立的状态。5后来，在今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地区发生了频繁的冲突，伴随着批量杀人献祭和人殉现象（今江苏昆山、上海青浦地区），但这些冲突一直停留在部落间战争的层次，从未发展到古国水平。

结合气候变迁看，在一万多年前，地球的上一轮冰期结束，气温持续上升，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到距今5000年左右，湿热气候达到顶峰，长江流域人群兴建水利设施的高峰也恰好出现在此时。然而，在距今4500年之后，长江流域曾经繁荣的古城皆陷入萧条。有学者认为，是大洪水导致了南方的低迷，但证据尚不够充足。

再来看人祭宗教现象。

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开始有零星的苗头，如西安的仰韶半坡遗址，村落中心一座半地穴式大房屋f1的地基中埋了一颗人头6：这座房屋是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在地基中埋入人头应当有宗教用途。

距今4500—4000年间，南方稻作区陷入沉寂，黄河流域则开始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各地出现了很多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迹象，证据是批量处死的尸骨以及夯土或砌石的城防等。比如，河南的王城岗古城，宫殿夯土中有13座人奠基坑，每座坑中都埋有多具尸骨，但由于没有全部发掘，所以无法统计用人总量，唯一完整发掘的一号奠基坑内埋有七具人骨。7在河南安阳后冈，发掘出39座不大的房屋，奠基童牲27人，8说明这里修建房屋流行用儿童奠基。9陕西神木石期古城东门，至少有五座人头奠基坑，埋有青年女子人头近百颗。山西襄汾陶寺古国的宫殿区也有人头奠基坑，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则埋有大量殉葬的人。

王城岗古城宫殿区的一号奠基坑（二期）照片及平面图：埋两名女性青年、三名儿童、两名男性壮年10

此外，在一些部落级别的聚落里，也有多人一起被杀的现场，从河北、河南到陕西，都发现了此类尸骨坑，如邯郸涧沟、郑州大河村、洛阳王湾、西安客省庄等，但尸骨码放并不规整，也没有其他的祭祀特征，所以不能确定是否都是宗教目的的杀人献祭，也许有些只是对俘虏的批量屠杀。

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而伴随着征服的，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催生了众多古城和早期国家。

不过，简单的分类和归纳注定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规律”都会存在例外。稻作的良渚文化内部也曾有过局部冲突和人祭现象；华北各龙山古国中，人祭和屠杀的数量也不相同，陶寺的人祭可能要比石罪少得多。12

到距今4000年前，华北地区一度星月同辉的各小型古国陷入沉寂，部落间的冲突现象也已减少，长江和黄河流域则了无生气。此时的华北地区虽零星地存在两种技术，一是可能从西北方传来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冶铜技术，二是从长江流域传来的非常成熟的水稻种植，但它们似乎并未引起华北新石器人群的太大关注，还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然而，在河南的嵩山脚下，却有一个小部落意识到了这两种技术的价值，而且也善于寻找更适合发展这两种技术的新环境，于是，华夏第一王朝的故事开始上演。

注释

1巩启明：《姜寨遗址发掘回顾》，《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1期。

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

古》1979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2期；钟晓青：《秦安大地湾建筑遗址略析》，《文物》2000年第5期。

4石郎古城的发掘还处于起步阶段，古城全貌尚未得到揭露，但已经发现了残忍而且大规模的人祭现象。参见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郎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现石窕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第354、364、440页。

6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8页。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85年第1期。

9到殷商后期，这里又出现了恐怖的h10圆形三层祭祀坑，不过和龙山时代相隔已有一千余年。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1至少是石器时代还不需要，到铁器时代，随着华北人口密度增加，有些旱作地区也需要灌溉设施来提高产量。

12石郎遗址有中心宫殿建筑区“皇城台”，有外围石砌围墙，虽然目前只在城墙东门和皇城台分别发现密集的人头祭祀坑以及部分尸骨坑，尚未发布详细的发掘报告，但仅从东城门祭祀坑看，石树古国的人祭行为已经有很大规模。

第二章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在上古的传说中，“大禹治水”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宏大事业；禹的儿子启则在随后建立了华夏第一王朝——夏。两代人的故事堪比创世史诗，壮丽辉煌。

按照古书记载，在尧和舜的时代曾经发生大洪水，尧帝派禹的父亲稣治水，但没有成效，鲸被处死；舜帝则继续任命禹治水，结果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还开辟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陆路与水路交通网，划出了九州行政区。i

远古历史总是和神话杂糅。现代学术产生后，有学者开始质疑大禹传说的真实性，比如开创“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他就认为大禹的事迹是战国时的人虚构的。

历史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后人加工或改造，甚至被塞进更晚的篇章。现存关于大禹最早的文献，是《尚书》开头的几篇，如《舜典》《禹贡》，但受到的怀疑也最多。近年，一件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遂公盘”被发现，其铭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但它属于西周，跟大禹的时代相距甚远。

传说是大禹凿通了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但从工程的可能性看，这都不现实。即便是现代国家也不太可能实施这种完全改变大江大河的工程，更何况在4000年前还没有出现地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型国家，其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根本不足以改造大江大河。

难道，大禹治水只是西周或者春秋时候的人创造的神话？考古发现能提供解答，虽然它有时会离人们最初想象的“答案”很遥远。

依赖水稻的古洛阳一二里头

在今洛阳市以东20公里处，伊河和洛河沉积形成的小平原上，发现了疑似“夏都”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它的占地面积、宫殿规格以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都超过了以往和同期任何遗址。而且，二里头遗址距今3900—3500年，恰好在商朝之前，所以它很可能就是夏朝的都城。

二里头考古的成果已经有很多，但留心二里头人的主食是哪种的还不多，大多数学者普遍默认，按照华北地区的传统，它应当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

但事实恰好相反，二里头人的主食是水稻（大米）。不仅如此，这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大禹治水”的来历。学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原因，说起来颇为有趣，就是按粮食颗粒数进行统计和排名，而忽视了不同粮食的颗粒其实差别巨大。

历经上千年埋藏的粮食大都已经碳化，如果不是大量的堆积很难被发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浮选法”来寻找粮食：在遗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食会浮上水面。这样，人们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遗弃的粮食颗粒，观察古人在种什么、吃什么。

在1999—2006年的二里头发掘中，对遗址土样采用“浮选法”得到的样本显示：粟米（小米）数量最多；稻米（大米）其次，约为粟米数量的一半；其他旱作的黍、大豆和小麦数量很少（参见表一）。2这样看来，稻米在二里头似乎不占主要地位。

表一：《二里头:1999-2006》中的出土粮食颗粒占比

粟

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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