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问:“我们快叫救护车吧?”
海德公园四周的游人已浙渐向我们这一角聚来。
就在这时候,一辆黑色的旅行车以极高的速度,不顾一切的铲上糙地停下来,驾驶位上跳下另一个年轻男人。
他们三个人以最敏捷的手法用一张毛毯里起地上的伤者,轻轻的把她放在担架上,推进旅行车内,然后他们跳上车,预备走了。
我拦住他们,“兄弟,且慢,这个大恩先搁下不说,你们的姓名总得告诉我一声。”
可是他们已经发动车子引擎,守在伤者身边的那一位,也就是最先跟我交谈过的那人,以他一贯的平静声音说:“小事何足挂齿。”
接着车子平稳地开走了。
盼妮急说:“爹,他们实在是救了我一命。”
我点点头。
这时警车也赶到了,警号呜呜的叫着。
糙地树丛边有一摊血渍。
盼妮忽然蹲下,拾起一样东西:“爹,你看。”
我拿在手中,那是一只耳环。一颗圆型钻石配着粒眼泪型的珍珠,我放入口袋中。
盼眯这时由警察交回我手中。我们到警局去录口供。
盼妮跟警方说:“我们是美国公民,我父亲是一个作家。是。他就是st季,季少堂。你看过他的《长江与我》吗?太好了,我们到伦敦是度假来的。”
“不。我们不认识那三男一女,从来没见过面。不错,他们也是东方人。”
“其中一位跟我说过话,他们三人长得很相像,-般浓眉大眼。伤者是女性,我没有看到她的脸,她骑术非常好,穿黑色的衣服,头发上有发网。一切发生得太快,我记不了那么多。”
“大概是二十多岁吧。可能三十、四十岁,看不清楚。”
“既然没事,我们要走了。”
我们回到旅馆第一件事便是订机票回纽约。盼咪受了惊吓。她需要看医生。
盼妮说:“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出那家人是谁,为什么那么神秘。”
“怎么找?”我反问,“人家已经受了伤,我们拿什么去补偿?”
我取出那只耳环,细细观察。
盼妮说:“这是一只铁芬尼耳环。”
“你怎么知道?”我诧异。
“妈妈有一只戒子是铁芬尼买的,招牌印子一模-样。”
“嗯。”我把那只耳环慎密的藏好。
傍晚警方通知我们,说一丝消息都没有,整件事只好不了了之,他们查过各间医院,都没收录此类病人。
为什么他们救了盼妮而不肯留下姓名?
为什么他们不待警方来到而马上离开现场?
可是我们总得有点表示,至少得写封信去感激一番,到底人家为盼妮受了伤,轻重尚不知。性命攸关。
到现在或者我应该说一说我个人的故事。
我是一个职业写稿人,靠说故事为生。
写小说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我毕业于美国中部一间州立大学,拿的是“文艺创作”系博士。在读书当儿曾用英语投稿到数间杂志,也获得刊登。我一早搞通了思想,既然身为中国人,就算入了美国籍,若要在长毛堆中出人头地,混出名堂,必先要把洋人唬得一愣一愣。我的稿件中充满禅、阴阳、易经、八卦、军阀、白牡丹、蛊、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诸如此类。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写的短篇之中、稿费最高的
一篇叫“东方人与性”,投到妇女杂志上,几乎没名扬四海。
毕业后我开始写小说——
长短适中的口袋书,宜在火车与地下铁路上随着车子震荡的节奏阅读。我的书本是纯商业性的,我的经理人常常提醒我:“孔夫子说: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
我老是改正他:“不是孔夫子,中国人讲的话不全部是孔夫子说的,那个人是苏轼苏东坡。上帝。”
我的经理人还说:“孔子活在今天,也会叫你写多点畅销书,我担保诺贝尔奖金不会落在你头上,可是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遗憾?”
我的生活是出版《长江与我》一书之后才改善的,之前两袖清风,老婆都养不起。
幸亏老婆不需要我养,我岳父又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富豪,家中且不是做小生意发的财,鲍家世代造船。首屈-指。岳父五个女儿,每人分得的嫁妆丰富得足以安乐的过一辈子,是以我可以在开头的十年埋头写稿,做其穷书生。
我“成名”还是最近五年的事,现在提起“季少堂”三个字。也有人会颔首侧目了。在美国,只要抖得起来,文章是有价的。
《长江与我》是六七年最佳畅销书之一。
经理人事前拍着桌子说:“st!你一定要写一本长江的书!扬子江!”
我泄气的说:“但是我从来没到过长江,除了在地图上看过它以外,我发誓我不知道长江是什么。”
“你岂不是中国人?”他瞪着眼干着急。
“老兄!我是香港出世的华人,拔萃男校毕业。十七岁到美国。上帝!”
“这件事告诉我不要紧,别告诉人。”经理人急出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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